Internet-Zensur in China

這樣的事情以前不斷，今後也會一再出現：奧運前夕北京奧運主媒體中心網路封鎖引發的抗議事件其實源自一場必然的誤會。中國在承辦奧運會時承諾的採訪自由指的是奧運期間外國記者可以不像以前那樣採訪事先必須要得到批准的程序上的自由，並且以為這已經是作出了很大讓步，外國記者理應對此連連稱謝才是。外國媒體理解的採訪自由則是實質上的新聞自由，而以訊息封鎖為目的的網路封鎖屬於典型的違反新聞自由精神的作法。所以，當外國記者抗議北京對德國之聲和BBC以及一些"敏感"網站進行封網時，北京奧組委當時一定是覺得很委屈，一定覺得這些外國記者是雞蛋裡挑骨頭，做人不厚道，故意找茬。

其實，新聞自由與新聞檢查制度的角力歷來是如此：新聞檢查者讓一步，新聞人不但認為這是早該發生的，而且還會"得寸進尺"，要求更多的自由，這一定律對中國國內的新聞人也照樣適用。此自由非彼自由也，所謂的"奧運牌"新聞自由最終意味的一定是奧運以外的新聞自由，承諾了奧運新聞自由，就必然被要求奧運以外的新聞自由。胡錦濤勸說外國記者不要把奧運政治化，殊不知在中國"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北京奧運被政治化已經成為宿命。這個道理就像西藏問題，中國堅持西藏是中國內政問題，這在現行國際法法理上沒有錯，但卻沒有或不願意意識到西藏問題在事實上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共享話題，中國如果拒絕與對達賴喇嘛對話，實際上就是拒絕了與國際政治對話，在外交上陷入被動就是必然的。中國在奧運開幕前與達賴只進行了姿態性的對話，立即就佔據了外交上的主動，實際上可以說是意識到了以往的一個認識上的盲點，顯示出胡溫一代領導人的政治靈活性。

同理，對於北京來說，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北京奧運是不是該被政治化，而是以什麼樣的政策和心態去應對奧運的政治化。北京奧運還沒正式開幕，它給中國帶來的政治上的積極變化就已經非常明顯，在外國媒體抗議北京封網的第二天，北京就作出了積極的反應，解除了對德國之聲和BBC等網站的封鎖，表現出政治上的應變能力和開放姿態。對於熟悉中國政治的人來說，這一姿態並不是相當然的。反過來講，國際社會如果只是以簡單的抵制對待北京奧運而不隨著奧運火炬走進中國，是不會促成這樣的變化的。國際社會對中國因奧運會而發生的積極變化給以正面的認可，必然會鼓勵中國以更開放的心態融入世界。

奧運會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中國現代史開始以來第一次以一個有能力的、有自信的大國身份邀請世界做客的盛大活動，你只要看看網上盛傳的河南輝縣一小山村的鄉村版聖火傳遞圖片，就可以看到中國人是以怎樣的淳樸、真誠和熱忱來迎接世界。對於中國人的這種擁抱世界融入世界的熱情，如果世界只是回報以冷峻嚴厲的批評甚至嘲諷，必然對以滿腔的熱情籌辦奧運的中國人帶來強烈的挫敗感，而這種挫敗感必然會以極端民族主義的形式反彈回來，這對世界和中國來說都將是個悲劇。

中國的現代化過程的一個特殊之處在於，它與世界的全球化過程同時發生，也是全球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玩家"。這一雙重過程中決定了問題的雙重性，即開放世界尤其是西方工業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中國的問題和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作為"價值共同體"的開放世界的問題。中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走上真正的現代化道路開始到今天，在不斷試圖對以西方工業國家為代表的價值壓力和"霸權話語"加以抵抗和抗議的同時，並沒有走向"文明的衝突"極端對立，而是表現出極大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你管它叫"北京共識"也好，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罷，中國無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發生和促生著積極的社會轉型，雖然轉型過程中的負面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恰恰是為了避免負面結果發展成不可逆轉的大災難，來自外部世界的價值壓力對於中國的進步才是必要的，這是中國人必須要清醒認識到的。中國人中固然有不在少數的人對來自西方的人權批評表示反感和抵觸，但是客觀上看，正是這種看似傲慢的普世主義的人權價值上的壓力，才對中國社會的實實在在的人權上的進步有著不可或缺的意義，例如中國對於死刑開始懂得慎用，例如公民法律維權意識的高漲，例如同性戀者的人格開始與以往相比更多地受到尊重，例如個人隱私權意識越來越普及，例如野蠻的強制計劃生育開始受譴責，例如童工現象開始受到關注，例如勞改制度的改革開始被提上議事日程，等等。這些積極改變的背後，與來自西方的人權批評壓力有著顯然的良性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