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德中軍事關係史

從7名清軍軍官赴德留學開始

歷史資料顯示，中國第一批留學德國的官費生是學習軍事的。他們是1876年由當時的滿清政府派往普魯士首都柏林的7名清軍軍官。這一史實從一個側面表明，即使是在中德交往史上從未構成重點的軍事領域，德國對中國也曾經有過相當的影響。

以19世紀末期清朝政府操辦新軍聘請德國顧問為起點，德國在中國的軍事影響從未間斷，至20世紀30年代德國軍事顧問團在中國的活動，這種影響達到高峰。

中德軍事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時期。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國家的武力強行打開。清朝統治者從中國屢戰屢敗的痛苦中得出的教訓之一是要「師西夷之船堅炮利」，整備軍武，編練新式軍隊。而德軍從一開始就成為編練新軍的範本。

中國海軍的德國影響

無論是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北洋軍，還是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在江寧編練江南自強軍，一南一北，兩支新軍都聘請德國軍人擔任顧問。所有的教範、操典都按照德國軍隊模式訓練。北洋水師的總教習便是德國人。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軍事科學研究所上校研究員李亞強告訴說：「時稱三洋艦隊的北洋水師當時有一半的艦只購自德國。「定遠」和「鎮遠」這兩艘主力艦就是德國製造的裝甲艦。北洋水師從教官、裝備、操典、條令一直到戰術，都深受德國影響。」

據新浪網軍事版專欄作家李克峰的研究，北洋水師同時擁有英國和德國艦只。比較起來，兩者在火力方面旗鼓相當，但德國軍艦在裝甲防護略勝一籌，反映出兩國不同的海戰思想。

李克峰說：「鎮遠和定遠這兩艘軍艦是在德國的薩克森級基礎上改建的，參考了英國的設計。在海戰中可以看到，英國軍艦很快就會被打沉，德國的船雖然受傷，但還可以開回去。就是說，兩國的造艦思想和海戰思想是不一樣的。」

陸軍方面德國對中國的影響更大

「首先在軍事理論上，包括戰役戰術。克勞塞維茨在中國軍事界家喻戶曉，他的名言，他的「戰爭論」是中國軍隊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包括普法戰爭時期的老毛奇，還有史蒂芬計劃，這些對中國軍事理論界都有很大影響。

「其次，在軍事裝備上，從馬克辛重機槍、班用輕機槍、俗稱的79式步槍、毛瑟手槍，以及多種火炮，都來自德軍。毛瑟手槍在中國又被稱為駁殼槍，二十響，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甚至成了中國軍隊中下級指揮員的必備武器，幾乎成為中下級軍官的象徵。」

在編制上，德國軍事體制對中國的影響也十分明顯。李亞強－：

從編練新軍開始，引入西方的那些編練體制，很多都是源於德軍。因為，教官是德軍的，操典也是德軍的。再有就是隊列訓練。一直到現在，中國和德國都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從歷史淵源上追溯，這是從編練新軍時接受德國影響，沿革下來的。

晚清政府為何對德國軍事情有獨鐘

那麼，普魯士德國為什麼會成為晚清政府在設想建立一支新式軍隊時倚重的對象？新浪網軍事版專欄作家李克峰認為，向西方國家學習軍事是從晚清開始的一大傳統。德國在西方軍隊中獨樹一幟，尤其是它的參謀部體制更為世所稱道。編練新軍時想到德國也就毫不奇怪。

北京華友斯達康網路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說，向德國學習軍事的日本在甲午戰爭中佔盡上風，這是促使清朝統治者將目光投向德國的直接原因：

「操練新軍時為什麼要請德國人，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日本的軍事體制學的是德國。日本人把中國人給打敗了，而且敗得那麼慘。這給中國人刺激性特別大。日本人個子比中國人小，而且裝備也並不比中國軍隊強多少。中國人總結出的教訓之一就是，日本學的是德國，德國的軍事戰略戰術比較好，而且操練比較有效。這是促使中國轉向德國，從德國學習軍事的主要原因。」

中國尋求德國的軍事技術，應該說，有著政治和外交上的深一層背景。一方面，20世紀初葉，德國在歐洲依然屬於遭其它國家猜忌和排斥的國家。因此，德國政府願意穩定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在歐洲以外的大陸尋求合作夥伴。

20世紀初風雲變幻中的德中軍事關係

1905年以後，德國政府逐漸以「和平的」的文化、經濟政策代替了原先至少是在形式上的擴張政策。1907年，普魯士議會甚至提議建立美－德－中三角關係，以便能夠補償德國在歐洲大陸所處的孤立狀態。在德國國內的媒體上出現將膠州灣歸還中國的言論。

而另一方面，中國許多精英分子也選擇德國作為政治維新的借鑑國家。1908年，清朝政府派遣專員，前往德國考察憲政問題，並翻譯普魯士憲法和其它重要法律文件。同年底，清廷宣佈，9年內完成建立憲政的準備工作。其中，地方一級議會和政府的建立將完全按照德國的理論和實踐。

1911年10月，中國爆發資產階級辛亥革命，清朝壽終正寢。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同時宣佈成立。同年10月，孫中山特意訪問了當時仍屬於德國租借地的膠州。他在對中國大學生的演講中特別稱讚了青島的建設和管理，並提出應將德國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榜樣。1913年10月，繼美國之後，德國在歐洲國家中率先承認了中華民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方殷。這年3月，孫中山明確表示中國不會參加協約國，與德國為敵。在一篇長文中，孫中山指出，在軍事、教育、科學等領域，中國歷來最信賴德國的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成為戰敗國，但德國和德國的軍事機器對中國的吸引力依然繼續保持。1924年，孫中山邀請德國負責膠州事務的專員威廉.施拉邁爾前往廣州，幫助廣東政府制定農業和土地政策。孫中山的親德態度在後來成為國民黨及其軍隊領導人的蔣介石那裡得以繼承。

獨一無二的歷史篇章：德國的軍事顧問們

正是德中雙方分別出於各自利害關係的這種特殊考慮，構成了兩國軍事交往的基礎，並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達到高潮，其典型的表現就是德國顧問在中國國內戰爭中十分活躍。

1927年11月，兩名德國顧問在互不知曉的情況下來到中國廣東。其中的一個叫做海因茨.諾伊曼，受共產國際派遣，幫助發動無產階級起義，建立革命政權；另一個叫馬克斯.鮑惠爾，前普魯士上校，擔任蔣介石的私人顧問，幫助實現其更新中國的建設大綱。

無獨有偶。1934年4月，中國內戰進入白熱化階段。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展開第5次軍事圍剿。此時，又有兩位德國人分別擔任敵對雙方的高級顧問。其中一個叫做奧托.布朗，中文名李德，又名華夫，受共產國際執行局派遣，幫助紅軍保衛中央蘇區；另一個叫做馮.澤克特，德國退役上將，任蔣介石軍事顧問團負責人，幫助實施軍事圍剿。

也許以上兩個史實都只是歷史瞬間的某種巧合，然而它依然顯示了德國在軍事上對中國的影響。

從1927年至1938年，曾先後有5名退役或現役軍人來華擔任軍事顧問及軍事顧問團團長。他們分別是馬克斯.鮑惠爾上校，赫爾曼.克裡貝爾上校，格奧爾格.韋澤爾中將，漢斯.馮.澤克特上將和亞力山大.馮.法爾肯豪森上將。

軍事顧問們的功過

如果說，中日甲午戰爭讓中國人開始意識到現代軍事思想的優點，那麼，德國軍事顧問則奠定了中國現代化軍事的基礎。

1930年代，中國開始出現頭帶德制頭盔，身著德式軍服，配備德式武器的部隊，這就是經由德國軍事顧問指導、訓練出來的新式中國陸軍。到 1937年7月抗戰爆發前，國民黨軍隊基本完成以德國體制為楷模的整軍計劃。其中，中央軍的30個師完全或部分接受過德制裝備與訓練，而第36、87和88師為德制化師，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則完全按照德國步兵標準編裝。

在引進現代軍事思想方面，德國顧問將西方現代軍事觀念如縱深佈署、內外線態勢、機動作戰、攻擊－防禦重點等帶入中國軍隊的訓練中，使中國軍隊首次接觸到西方現代軍事科學。

此外，德國顧問還協助中國政府規劃軍火工業、兵役制度、軍政軍令權責的定位與實施、國防工事建構以及全國整體防禦體系的建立。

所有這些，對中國軍隊在抗日戰爭爆發後能夠進行頑強的抵抗，奠定了相當的基礎。1937年8月至11月的「淞滬會戰」中，德制裝備的三個師成為國民黨軍隊中戰鬥力最強的部隊。

當然，對於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所起的作用，史家中也有完全不同的評斷。據新浪網軍事版德國軍事中心文彥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觀點，就淞滬會戰而言，如果沒有戰前德國軍事顧問的指導與協助，沒有新式德制陸軍的投入，中國軍隊可能不能堅持3個月之久；沒有德國在戰前協助中國建立軍火生產體制、提供貸款、建立新型兵工廠，中國將無法自立生產足夠的輕武器與彈藥，中國的軍力將難以為繼，從而無法堅持8年之久，失去「苦撐待變」的機會，從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難以與美英蘇並肩作戰，獲得二戰的勝利，並影響戰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德國弗萊堡大學的馬丁教授則認為，德國的軍事顧問，不論是在中國紅軍一方，還是在國民黨軍隊一方，都因其對中國國情或多或少的忽視、自以為是和堅持己見而屢犯錯誤。

馬丁教授指出，毛澤東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對共產國際派遣的德國顧問李德提出的批評，同樣適用於國民黨一方的德國顧問們。毛澤東當年指責李德，置中央紅軍的寶貴經驗於不顧，壓制不同意見，獨斷專行，採用西方軍事教條，強令實行陣地戰，導致中央蘇區在國民黨軍隊的第5次圍剿中被攻破，紅軍被迫實施史稱「長征」的長途戰略轉移。

馬丁教授認為，國民黨方面的德國軍事顧問們，例如韋澤爾、澤克特和法爾肯豪森等，罔顧中國國情，罔顧中國軍人思想深處的儒家傳統思想，並在與中方的交往中表現出太多的普魯士風格，樹敵過多，從而影響了顧問團的效率。歷史學家馬丁教授得出的結論是，就按照普魯士精神改革中國軍隊而言，德國顧問團並未成功。

二戰開始後的變遷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迫近，希特勒德國大幅調整對亞洲的政策，外交天平傾向日本。1938年2月，希特勒德國宣佈承認「滿洲國」，並停止中國學生赴德留學軍事。帝國元帥戈林下令禁止向中國繼續銷售武器。同年6月，在柏林一再發出命令後，法爾肯豪森離開中國。德國駐中國軍事顧問團的使命就官方層面而言由此告一終結。

1941年7月1日，德國宣佈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中國正式對德宣戰；1941年底，美英蘇中對德意日軸心國聯合宣戰，中德成為敵對國家，直至二戰結束。

由於歷史的原因，二戰之後，德中之間的軍事交往只限於台灣。中國大陸與德國的軍事交流在兩國於1972年建交後才逐步開始恢復。2002年3月，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問德國，標誌著中德兩軍交往史上打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