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君特.格拉斯：作家的功能

德國之聲：國際筆會大會這是第三次在德國召開。這對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格拉斯：前兩次我都參加了，包括20年前漢堡那次。每次我都作了開場發言，兩次都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框架下。20年前這個國家還是分裂著的，就像整個歐洲都是分裂著的那樣。討論的一部分還受到東西方對立的制約。只是慢慢地顯示著維利.布蘭特描繪的圖畫，即21世紀的問題不再是東西方衝突，而是南北方衝突。在現在的形勢下，筆會的國際性，全球性顯示得比20年前更清晰了。

德國之聲：您怎麼看大會的議題？

格拉斯：我在我的報告裡說，我們始終經歷著沒有和平的時代，有時感覺輕一點，有時感覺重一點。我們在歐洲這裡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歐洲爆發了和平，直到塞爾維亞衝突爆發。我們在這裡生活在兩大強相互恐嚇之中，即東方強權和西方強權，在核威脅的上面。這是一個虛假和平，同時，在全世界爆發著次戰爭。我試圖在我的發言裡說清楚，這種無和平狀態是如何跨越時間持續著的，以及還有其它的可能性，比如通過食品工業的統治。有美國康采恩存在著，他們統治著莊稼種子。現在他們有能力，通過只適用於種植一季的種子使全世界人民對之產生依賴。這種觀點也是一位象維利.布蘭特（我非常尊敬他）提醒我注意的，他說，飢餓也是戰爭。不僅僅是可以描述的、在文學中留下蹤跡的武器暴力，而也包括這種在飢餓中延續著的，在全世界增長著的靜悄悄的可怕的過程，在一個整體上說變得富裕了的世界上。

德國之聲：文學能締造和平嗎？

格拉斯：我們不能過於誇張自己。我們擁有長期慢慢地給人的意識帶來變化的可能性。作為例子，我願意引用的是歐洲的啟蒙過程：不僅是啟蒙運動的作家們，無論是伏爾泰還是迪特羅，立即受到了審查。他們的兄弟們是在過了很長一段休息期後才終於貫徹了他們事業：在各國，在不同的國家，在各地區各不相同。在歐洲的有些地區，啟蒙直到今天還沒有到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它帶來變化，但目標是改善事物。我很懷疑：多半是那些意識形態家，他們出現了，他們說，最終有個終極目標：滿足的人，社會主義的人，「美國生活方式」，也就是說，消費讓人幸福──這一切我認為是意識形態上的扭曲，這是我所不願意去堅持的。

德國之聲：您認為作家在全世界都在完成著他們的任務嗎？

格拉斯：我不能這樣籠統地來判斷。有筆會這樣的東西存在，有相互間的關心存在，比如「獄中作家計劃」組織，我覺得很了不起。僅僅這一點就說明了筆會存在的必要性。受迫害的作家、被囚禁的作家、被殺害的作家的數量在增加。而我們知道，筆會的努力是成功的，經常跟國際大赦組織一起，去解救，去減輕刑期，去促成出境許可。也包括拿出計劃，比如德國筆會做的事：在家鄉受到迫害的作家可以來到這裡居住，可以獲得一種獎學金，可以在這裡立足。這是團結的事業。我知道，我用了一個老套的詞，但它始終具有它的意義。我相信，作家間的團結始終如一的充滿著效力。

德國之聲：怎麼看阿拉伯伊斯蘭作家們？

格拉斯：是的，這些當然也適用於這些作家。去年我去了兩次葉門，在那裡會晤了阿拉伯語作家，由此而確認，人們今天在阿拉伯國家擁有的問題正是我們在歐洲作為19和18世紀的作家所擁有的問題。比如分離教會和國家的要求，這在阿拉伯國家至今不存在。在歐洲可以說這點已經基本得到了貫徹，雖說這裡也有國家，有的正在這方面倒退，有的還沒有完全貫徹。我看到了，這樣的過程是多麼漫長的事，儘管如此，這在分離教會和國家的要求在阿拉伯國家也是一個必要的要求，這也是作家的任務之一。

德國之聲：德國是東道國，全世界作家來這裡作客。不久後的世界盃，「全世界來朋友家作客」。但這裡有很多移民，他們中間也有作家，他們對德國極右主義的增長感到不安。

格拉斯：從政治上看，極右勢力在德國還是孤立的。有其它一些國家，比如您看法國，雷朋，極右黨進入了政府，尤其在法國南部。在義大利，菲尼的後法西斯黨跟貝魯斯科尼一起統治了近十年，在波蘭發生了有害的事，現在的政府得到兩個右翼黨的支撐。德國的NPD，除了短時間在州議會裡，從來沒有參與政府。但是，我們當然有極右主義，它也表現出了暴力傾向。這不僅是警察應該反而對之的任務，這也是一個居民思維方法問題。尤其是，這種殘忍的極右主義得到了政治家們不負責任的和蠱惑性的言論的促進。比如，斯托伊貝爾在巴伐利亞提醒注意德國人民被「種族洗牌「的危險，這種用詞使右翼極端分子中的暴力傾向者找到了理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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