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與政治：糾纏不清的150年

1914年聖誕夜：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英軍和德軍士兵達成了一次未經授權的停火協議。這一聖誕和平夜從比利時西弗蘭德省的伊普恩（Ypern）開始，延伸到整條西部戰線。雙方部隊紛紛將陣地裝點打扮一番，互換禮物，還踢了一輪足球。

1938年4月3日，德國隊與當時有「夢之隊」之稱的奧地利隊進行一場比賽，以慶祝「政治結合」，而事實是納粹德國當時吞併了奧地利。馬蒂亞斯‧辛德拉爾（Matthias Sindelar/圖左）率領奧地利2：0獲勝，並在一堆納粹政治黨人面前瘋狂慶祝。同年，辛德拉爾還拒絕代表德國隊參加在義大利進行的世界盃。1939年，他被發現死於家中床上。死因：一氧化碳中毒。

體育界反納粹力量的另一標誌是斯塔特足球俱樂部（FC Start）。這支由烏克蘭被強迫服役勞工組成的足球隊兩次擊敗德國空軍球隊。1942年8月9日，他們贏下第二場比賽後，9名球員被關進集中營，其中7人身亡。據說，球員們在之前就知道贏下對手意味著怎樣的後果。

1953年11月25日，匈牙利在倫敦溫布裡球場迎戰東道主英格蘭。兩隊當時都被認為是世界頂尖球隊，而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之下，這場比賽也很顯然被視為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一場較量。普什卡斯（Ferenc Puskas/圖左）率領的「社會主義者」6：3擊敗了「資本主義者」，並讓英格蘭人90年來第一次在主場落敗。

世界足球史上最知名的一對「冤家對頭」無疑是皇家馬德里和巴塞隆納。直至今日，雙方之間的對撞總能碰出許多火花，而這一切都有其歷史根源：1939年到1975年的軍政府統治期間，皇家馬德里是獨裁者弗朗哥將軍的「寵兒」。而來自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巴塞隆納則一直被視為左翼陣營的俱樂部。

1969年的一場世界盃預選賽引發了戰爭：薩爾瓦多戰勝宏都拉斯的結果引發了大規模騷亂，雙方都有人員傷亡。兩國在經濟政治方面積怨已久，而這一事件終於成為引爆點。薩爾瓦多出兵入侵宏都拉斯，這場歷時100個小時的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在2000到6000之間。

就在同一年，足球卻在非洲達成了停火的效果：陣中擁有「世紀球王」貝利的巴西桑托斯隊在奈及利亞城市貝南（Benin）進行一場友誼賽。為了看貝利踢球，內戰各方都放下了武器。不過桑托斯隊的飛機剛離開，他們就又打成一片。

豪爾赫‧魏地拉將軍（Jorge Videla）掌握阿根廷統治權的時候，該國已經確定將主辦1978年世界盃。不過，有些球員依然對殘暴的軍政府表達了反對的聲音。比如曾隨德國隊贏得1974年世界盃冠軍的布萊特納（Paul Breitner）就呼籲拒絕與軍政府高層將領握手，而荷蘭隊乾脆全隊向後轉，背對那些將軍們。

在南非種族隔離時代，足球是對抗這一政策的最重要催化劑。以抵抗運動領袖人物曼德拉妻子命名的「溫妮曼德拉足球俱樂部」當時是被追捕的政府批評人士的庇護所。1994年種族隔離結束之後，南非國家足球隊成為所有國民心目中的重要身份認同象徵。

五年內戰讓科特迪瓦滿目瘡痍，當時剛剛拿下世界足球先生頭銜的國家隊前鋒德羅巴（Didier Drogba）建議，將與馬達加斯加的一場比賽放在叛軍首府布瓦凱（Bouaké）舉行。5：0的大勝如同是為和平協議簽署舉行的一場慶典，僅僅幾周之後，政府和叛軍就在同一個球場共同舉行了銷毀武器儀式。

1998年，美國隊和伊朗隊在法國世界盃上「狹路相逢」。德黑蘭的宗教領袖們試圖把這場比賽渲染成「真主子民」與「邪惡撒旦」之間的對決。但比賽之前，伊朗球員們卻向美國小夥子們送上了鮮花，大家還肩並肩的合影留言。

在1982年到2002年之間，經歷了蘇聯入侵、內戰以及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基本與足球無緣。直到今年夏季，阿富汗領土上才進行了第一場正式足球比賽，時間是2013年8月20日。而僅僅三周之後，阿富汗隊就獲得了第一個國際賽事冠軍：南亞杯。

1991年南斯拉夫解體後，各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導致了一場持續數年的戰爭。但是，當波斯尼亞隊今年獲得了2014年巴西世界盃參賽權，從而首次成功進軍世界盃決賽階段時，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族群都為此歡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