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非典」中毀滅，就在「非典」中新生

SARS的背後是政治?

隨著SARS在中國和世界範圍的蔓延，危機加劇，海內外的觀察家紛紛把注意的焦點從「非典型性肺炎」這個單純的流行病問題轉向其中的政治意涵，比如，圍繞衞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的丟官展開的有關中共黨內鬥爭的連串政治猜測，或者有關胡-溫體制潛在政治危機的說法，等等。

誠然，對中國目前這個處在轉型期的威權體制，幾乎任何問題都可以歸結為政治問題，政治手段也可能是解決所有潛在問題的關鍵，但是，從到目前為止的SARS危機的發展過程對中國大眾集體認知的影響來看，它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影響可能才是更深遠的，而且，這種影響對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更可能是決定性的。

讓我們看看SARS危機中的幾個現象。

社會冷漠和真實謊言

SARS爆發之初，即從2002年11月到2003年2月，當SARS在廣東神秘地傳播並引發當地居民的恐慌時，所有官方媒體幾無例外地要不是裝作不知，要不就是積極配合宣傳口徑，形勢一片大好，有關社會流言只是謠言；廣東之外的人們基本處在一種麻木和冷漠中，對有關SARS的網路傳言和小道消息將信將疑。這種普遍冷漠的社會心理倒也確實是危機爆發前社會的真實寫照，並且一直持續到3月底。張文康部長在4月3日的電視講話中公然說謊，固然不能排除中國官場說謊政治的傳統，企圖借愚民宣傳來保住官位，但是很大程度上也可說是利用了這種社會冷漠。

恐慌，恐懼，或恐怖？

進入4月份，紙終於包不住火了，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導伊拉克戰爭的同時不忘報導神秘的瘟疫SARS， 北京302醫院退休軍醫蔣彥永憤怒的公開信被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世界衞生組織前所未有的對中國政府的隱瞞，不配合和行動緩慢表示譴責……
中國的社會性恐慌出現了。雖然中國政府這時才終於意識到SARS問題正在演變成真正的社會問題並開始全力發動她龐大的動員機器來對付和消除任何可能的社會失控， 人們的恐慌還是變成了真實的恐懼。

在北京這個高度政治化的首都，街上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公共場所都可能是潛在的傳染源。衞生部門和公安部門聯合對確診和疑似病人進行強制隔離，極權主義時代的國家暴力機器如此大規模、有組織和粗暴地介入公共衞生領域，才真正令市民感到切身恐怖。

狂歡或絕望

4月份在這次SARS危機的發展中是個最富戲劇性的轉折。首先，對許多高校學生來說，SARS危機引發的大規模停課「不合時宜「地產生了節日般的狂歡氣氛。遠游既不可能，愛情就開始升溫，「防治非典20條」之類的黑色幽默在網上迅速流傳，大學生們可以盡情享受短暫的秩序顛覆的快感。

另一方面，對那些新興中產階級及小資們，他們面對SARS這種在現代大都會生活傳播最為適宜的病毒， 經受的心理打擊卻可能是中國的城市居民群體中最大最深的。因為，隨著SARS的全國蔓延和世界範圍內開始的「隔離中國」，逃避是不可能了，被強制隔離的可能性卻大大增加了。還有這種現實可能所帶來的關於隔離區的種種可怕聯想，只能讓他們真正意識到那種曾幾何時陶醉其中、愈精緻愈美麗的個人主義生活方式的脆弱，以及那些光鮮而且政治正確的新興社會階級符號的無意義，墜入無助的絕望和虛無之中。二十年來為經濟繁榮所遮蔽的社會自由的幻像也許就此終結。

SARS之後：公共社會的開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SARS危機在早期階段還可稱得上治理危機的話，政府責任或責任政治凸顯，那麼，此時此刻及未來可預見的階段內，SARS危機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社會危機，對中國社會進行徹底改造可能因此成為全社會的責任和希望所在。在歐洲大陸耳熟能詳的「社會團結「也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學者呼籲中。

其次，中國社會的公共性在危機中萌芽。從SARS爆發之初的廣州到目前的北京，醫療人員始終在巨大的風險和壓力中兢兢業業，救死扶傷，不僅為SARS危機的緩解貢獻良多，而且幾乎一夜間改變了醫療界長期以來的負面形象，獲得了久違的社會尊重和認同。這一急劇的社會認知的改變，也為長期模糊於盈利或非盈利邊界的醫療事業一下子找到了定位－即從屬於社會服務的公共衞生事業。普通醫院的公共事業和社會服務性質，在過去20多年的市場經濟中早已模糊。

不僅如此, 社會各界幾乎是第一次的全面參與到一場大討論中。在英特網，在各種傳統媒體上，這種對話正在展開和深入並且開始觸及政治倫理問題。這在後極權主義的中國社會尤顯珍貴。

更富意義的還在於，這次SARS危機，中國政府對病患的搶救，治療的大規模組織和承諾負擔全部費用等國家行為，體現了國家的責任，為今後的醫療保險制度甚至整個社會福利體制改革的方向提供了一次極有意義的示範。

以上種種，似乎都在暗示著某種新型的社會-國家關係正在孕育中，SARS危機完全可能成為中國社會走向深刻變革的一個歷史起點。

(吳強 杜伊斯堡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2003年4月25日於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