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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海外民運何去何從?

William Yang
2019年5月28日

當年參與六四天安門學運的學生領袖不少流亡海外,透過不同管道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運動。 然而,在成員流失與中國全面擴大對公民社會打壓的前提下,曾經扮演重要角色的海外民運也面臨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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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Tiananmen Jahrestag
當年參與六四學運的學生領袖,不少人因被中國政府通緝,而逃往海外,試圖從海外持續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V. Yu

(德國之聲中文網) 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少學生領袖與聲援他們的學者遭到中國政府通緝,為了躲避追查,大多數人選擇離開中國,逃到海外尋求避難。 當中有些人輾轉逃亡到美國或法國,而沒有立即離開中國的人,也在坐牢數年後,因國際社會向中國施壓,而得以到海外建立新生活。

其中,不少當年的學生領袖選擇繼續在海外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希望能從海外持續影響中國公民社會,也因此,一些民運組織就此誕生。 全美學生自治聯合會 (學自聯) 是其中一個規模較大的海外民運組織,成員主要包含在美國支持六四學運的中國學生。 人道中國的主席周鋒鎖當年在六四學運期間組建了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的廣播台,後來也成了天安門廣場後勤救助的主要組織。 他在2007年創辦了「人道中國」組織,主要專注在中國異議人士的救助及安置。 他告訴德國之聲: 「海外民運在89年的時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從海外發起不少活動,替89民運當時的思想做準備,學自聯便是當時由中國學生創立的。 」

周鋒鎖認為,海外民運組織除了在過去30年堅持當初六四學運的理念外,在救助及安置中國異議人士的工作上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告訴德國之聲: 「我認為國際救助與安置是海外民運組織能做的最有效的事,因為他們能透過這些過程與在中國國內抗爭的人保有密切聯繫,並試圖打破中國的數字化隔斷,想辦法給中國國內的異議人士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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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領袖王丹認為,海外民運在過去幾十年扮演了見證者、支持者及準備者的角色。圖片來源: Reuters

六四學運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則說,海外民運多年來扮演了見證者、支持者及準備者的角色。 他表示,由於多數民運人士都身在海外,他們應該把闡述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與籌募款項做為其首要目標。 他告訴德國之聲: 「我覺得只要不在國內,你就不是主力。 既然不是主力的話,你就要想辦法支持。 」

成員流失與資金短缺

然而,因為中國自六四血腥鎮壓後的各種打壓以及美國與中國共產黨開始合作,導致海外民運組織漸漸失去海外中國社群的支持,也導致它們成員漸漸流失。 周鋒鎖表示: 「過去30年來,美國運用民主制度的好處與中國政府換取一些利益,而這也使得民間漸漸失去支持海外民運組織的力量,導致大多數成員遠離民運組織。 」

旅居美國的六四學運領袖封從德則質疑,89學運後的海外民運,並不是傳統定義中的社會運動,因為雖然海外民運孕育了不少「明星」,但這些「明星」後面並沒有群眾追隨。 他告訴德國之聲: 「六四屠殺剛發生的時候,還有不少中國留學生會參與海外民運的相關活動,但後來外界漸漸以媒體知名度來定義所謂的民運人士。 我覺得這個是從89民運延續借用過來的概念,而這個概念一延伸到海外就出了問題。 」

封從德分析,這些海外民運的「明星」都是由海外媒體塑造出來的,而這些「明星」會導致真正有心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無法得到所需的資源,這也導致想做事的人越來越少。 此外,封從德認為海外民運同時也得堤防中國政府透過滲透或分化來瓦解它們的組織。 他說: 「中國政府不斷透過滲透一些人或分化組織來推動大量瓦解工作。 他們透過結構性控制投入大量資源,並積極對海內外的中國人進行洗腦。 這樣的作法逐漸形成一種文化暴力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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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鋒鎖在加州新落成的六四紀念碑前(2019年2月)圖片來源: Zhou Fengsuo

除了堅守海外民主運動的人數越來越少外,海外民運組織也面臨資金短缺的窘境。 周鋒鎖表示,因為中國經濟影響力在過去幾十年越來越強,這也導致民間因恐懼而不敢捐助足夠資金給海外民運團體。 他說: 「改革開放後,不少89學運這一代的人在中國國內發財,但他們很怕被海外民運連累,所以不太敢捐助資金給民運組織。 這導致我們因資金短缺,無法進行大規模發展。 」

此外,雖然海外民運組織與中國國內的異議人士仍保有一定程度的交流,但在中國全面封鎖組織化抗爭的情況下,一些海外民運組織支持的人士也相繼被抓,導致海內外的串聯變得更困難。 周鋒鎖說: 「海外民運過去幾十年一直鼓勵在中國的異議人士建立自己的小組織,這其中包含家庭教會。 但後來這些組織成功後,中國政府也開始打壓這些異議人士,把他們抓起來。 」

海外民運的未來出路

面對中國近年來快速的勢力擴張,專家認為海外民運面臨逐漸被邊緣化的局面。 目前在英國西敏寺大學民主中心擔任訪問學者的六四學運領袖邵江認為,海外民運必須投入全球對抗中國極權主義的運動中。 他告訴德國之聲: 「海外民運原本用來影響西方政客的策略其實影響力很有限,而在西方大公司與中國因共同利益開始密切往來的同時,海外民運逐漸被邊緣化。 加入全球對抗中國極權主義的運動成為他們唯一的出路。 」

邵江表示,海外民運組織除了繼續聲援中國國內的民主及權利運動外,也該在流亡當地推動抵抗。 他說中國近年來在有重要官員出訪海外時,都會事先跟當地政府溝通好,限制海外民運人士可抗議的地點跟範圍。 面對這樣的情形,邵江認為海外民運人士應該在中國官員造訪當地時,試著直接挑戰那些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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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敏寺大學民主中心訪問學者邵江:海外民運必須投入全球對抗中國極權主義的運動中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

他說: 「我覺得中國打壓公民社會的情況是越來越糟,所以現在更有效的做法是從海外持續發聲跟施壓。 海外民運不該只是聲援中國國內的異議人士,而應該在中國政府官員造訪當地時,他們應該直接挑戰這些官員。 雖然國內受壓迫的族群應該支持,但民運人士應該也要做好在當地的事。 這是最基本的,不然連基本的民主制度也會守不住。 」

周鋒鎖則認為,目前中國與美國對抗的氛圍,或許能降低海外華人社會對海外民運組織的敵意,並開始限縮中國政府控制的海外組織的活動。 他告訴德國之聲: 「中美目前對抗的氛圍,短期內可能不是對我們跟國內的鏈接有很大的幫助,但更大的幫助是在海外。 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控制了在海外各地的中國學生,而我覺得美國應該宣佈中國這些學生組織為非法組織,因為他們不能以組織形式在美國活動。 」

周鋒鎖強調,海外民運除了應該堅守理念外,也應該嘗試透過有創造性的方式來凝聚海外華人社群中的力量。 他說: 「雖然現在很多人對中國民主化絕望了,但我認為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有信念,相信歷史在我們這邊,我們別無選擇,必須繼續做下去。 我們應該透過一些具體事情來凝聚力量,而我相信這應該是我們未來能做得更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