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一國兩制埋下香港亂局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特別是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加強對香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這個規定讓外界憂慮北京要在香港強行通過23條立法。而中國官方的香港問題學者最近也確實在探討這方面的問題。香港暴力示威者不可能沒有感受到來自中共的這個壓力，於是借周梓樂之死和反抗香港警隊的暴力執法，以一種更具破壞性的姿態來"護衛"香港。

"反送中"走向如今這條不歸路，讓香港這個全球最安全的都市之一變成暴力之都，恐怕是絕大多數人包括激進示威者都未曾料到的。如果復盤整個過程，簡直會覺得它匪夷所思，彷彿有一隻無形之手在操弄一般。不過，細思之，雖然無法預料某次抗議的具體情形及其後果，但香港抗議的出現本身並不讓人意外。

就反送中而言，它涉及的動因是一起殺人案件，可說帶有很大偶然性，但港府由此啟動逃犯條例的修訂又是一種必然。說是必然，是因為無論是港府討好北京，還是北京實壓港府，在北京的強勢下，港府不借這個事情，也會拿另個事情做文章。而只要港府和內地簽署引渡協議，香港民眾的抗議就免不了。

故而問題就變成，北京為什麼要讓港府簽引渡協議？答案是，北京不想讓香港成為它不喜歡的"罪犯"的法外之地。也就是說，礙於一國兩制，北京無法將內地法律施於香港，但也要讓香港市民體會到北京管治的現實與威儀，引渡逃犯是一種辦法。

問題又來了，北京何以要在香港展示自己統治的威儀？這就要說到北京的性質。習近平治下的中共政權，已經變成了一個擴張性的極權政府，對於這樣的政權，四海之內皆要行"秦制"，只是早晚而已，何況在自己統治的地盤。香港雖然是一個半自治城市，但它還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中共要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就不能不把全中國建成一個高度聽令於中共的命運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一國兩制對北京是個大障礙。

那麼北京為何不把這個障礙搬掉？不是不想，是時候未到。首先，一國兩制50年不變，是中共當年的承諾，過早廢掉會損害中共信譽，其次，香港對北京還有很大的價值可利用，過早終結也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但北京不會讓一國兩制阻擋對香港的管治，會想著法子繞開它，必要時也可公然違背該制度。

換言之，一國兩制運行到現在，自身已成北京的一大麻煩，這不能不被視為歷史的反諷。鄧小平當年為收回香港而設計的這個制度，我們無法知道鄧是把它作為一個權宜性的過渡安排，還是就不想改變它，但中共把它喻為人類政治史上從未有過的制度創新，一舉解決了殖民地和平回歸母國並繼續繁榮發展的難題。雖然從這一制度提出後就不乏有人質疑其成效和生命，但隨著它走過22年，認為它能取得成功的人確實在增多，尤其在前些年。另外，一些人雖然詬病一國兩制，卻把它近年出現的問題歸咎於習近平未能按照鄧小平的遺訓去對待香港，總想著把手伸進香港，而認為一國兩制構想本身是好的，可以行得通的。

外界對一國兩制態度的轉化與唱衰，發生在2014年"香港佔中"，唱衰者最根本的理由是，一國之內，無法容納兩種在本質上相互衝突和對立的制度。假如鄧小平當年提出這個設想，是以中國大陸50年後也向資本主義靠攏為前提，那麼如今的情形，正與此相反。大陸這個主體，變得更加社會主義，不待50年，兩制對立的結果，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可以說，一國兩制近年在運行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以及香港市民為維護自治權利抗拒北京管治而發生的種種抗爭，皆表示該制度無法有效處理內在的矛盾和衝突。

檢驗政治制度的有效與否是必須放在人類的政治實踐中，而不要做純理性思辨。從一國兩制的運行實踐看，回歸後，直到"佔中"前，大體是比較順暢的，中港兩地的關係比較和諧。而佔中的發生，預示著一國兩製出現拐點，此後兩地矛盾不但大增，且趨於不可調和，終至今年的反送中運動。之所以呈現這種狀況，一個背景就是，香港回歸以來的22年，用中共的宣傳語言說，恰是中國從鄧小平的逐漸富起來到習近平強起來的過程。回歸之初，中國的國力不很強大，香港和內地比，後者仰視前者，但經過2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崛起成為全球大國，為近代以來國力最強，香港則沒有搭上中國崛起的順風車，相對內地的優勢急劇消失。習近平是一個富起來不能滿足其胃口的人，他追求的是中國強起來，中港兩地的位勢由此徹底翻轉。在這個大背景下，不但習近平無法容忍香港脫離中國的管治，內地的普羅大眾，對中央政府不斷輸血香港而香港市民越來越遠離中國的情形，亦益發不滿。

這個歷史告訴我們，一國兩制要運行暢通，前提是中國大陸比較不強大，香港同大陸比尚有很大優勢，一旦中國強大起來或自我感覺強大，黨國體系必然演化成極權體制，而一個擴張的極權體制是要將自己的統治延伸到無遠弗屆，它是不能容忍資本主義的小兄弟睡在自己身邊的。一國兩制的致命處就在此。

所以，近年來中港兩地的衝突和香港的抗爭，習近平個人統治的強勢只是因素之一，如果換做一個溫和的統治者，可能對香港的干涉程度會有降低，但干涉增多、面廣和頻繁是大勢所趨。從這個角度看，只要中國繼續以目前的方式崛起，習近平個人的權勢沒有受到有力抑制，香港就將更多地被北京鉗制。即使這次暴力抗爭被北京以暴力解決，未來中港的矛盾和衝突依然層出不窮。至於北京什麼時候清理這次亂局，還要看香港的暴力破壞是否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升級，但可能為時不遠。

本文作者是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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