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共同富裕是對中共的艱巨挑戰
2021年8月30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共在最新一次財經委會議上提出了"共同富裕"問題，號召第二個百年在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此議題一出，立馬受到廣泛關注，並得到企業界響應。據悉已有多家企業捐款共50多億美元給當局。看這架勢，共同富裕有望成為中國今後發展的主要目標。
共同富裕當然值得稱頌，但如何實現是難題。民間疑慮中共最後恐怕要靠"殺富濟貧"來實現，儘管官方明確否認這點，但還是難以打消一些人的擔憂。鑑於中共打天下時用的是"打土豪分田地"辦法，贏得農民支持，對於這個拿手好戲，中共搞共同富裕難保不會撿起，有自由派學者就宣稱，社會不要高興得太早，中共這是要大規模消滅財富摧殘企業家，通過變相剝奪企業家和富人的財富，來實現所謂的"共同富裕"。
水滸的故事在中國民間流傳甚廣，現如今，社會的兩極分化也極其嚴峻，這種情況下，很難說普羅大眾不會借著共同富裕施壓中共"殺富濟貧"，網路上已經表現出了這點，所以，自由派有這種看法和疑慮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客觀來看，習近平雖然會讓企業家為共富"出血"，但不會對資本傷筋動骨、趕盡殺絕，除非在某些非常時期，比如政府財政全面枯竭，中共會對企業家和富人開刀，搞某種程度的財產"公有化"，但現在如果這麼做，則無異於自殺。因為全國的財政雖然開始寅吃卯糧，但未到枯竭之時。另外，中共教義雖倡導"共產"，可中共官員親近的是資本，改革幾十年早已讓中共認識到資本的可愛，很多中共的幹部家族本身就是富豪。
當局目前雖不大可能拿企業家全面開刀，然為何此時提"共同富裕"？有看法認為，這是習近平為明年二十大布的局。這個看法有些道理但不完全。以習現在的說一不二，不提共同富裕連任絲毫沒問題，但二十大也很可能會高舉共同富裕旗號。
社會富裕與執政合法性
習在財經委提共同富裕，更重要的考量，應該還是要鞏固和強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以及向世人證明，既然中共可以做到讓中國整體脫貧，也可以做到讓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沒有什麼人間奇跡，不是中共不可以創造的。
今年3月，習近平宣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儘管中共的全面小康放在整個世界是低水準的，但整體脫貧，解決絕對意義上的貧困，在人類脫貧史上還是很有意義。它至少說明，只要人們願意去解決貧困問題，總有辦法可以做到這點。故對中共來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賦予了其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可要使執政合法性得到鞏固和強化，就必須在該基礎上"再出發"，進一步提高和改善民眾的生活水準，這就是習在小康社會之後提出共富並把它作為中共第二個百年需要完成的一個目標任務的緣由。當局並不隱瞞這一點，在上述財經委會議上，明白表示"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
儘管習為全民畫了一個共富大餅，但它不是習的發明，他不過是繼承了鄧小平的設想。鄧發動改革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後實現共同富裕，並把這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講，共富是自鄧開始的中共的一個長遠目標。歷經江、胡兩代40年的發展後，到習時代，他認為現在有條件要向共同富裕出發了。
先富政策撬動了計劃時代的平均主義，激發人們勤勞致富，給中國帶來了活力和財富，為共同富裕打下了根基，沒有先富，就不能共富。但該政策在實施中也嚴重變形，一個最大後果就是先富起來的那幫人絕大多數都和權力有瓜葛，是原體制的受益者或本身就是權力階層的一員，雖然隨著經濟發展蛋糕做大普羅大眾生活水準也得已提高，可和先富一群比，相對差距越來越大，整個社會的兩級分化越來越嚴重。當年鄧小平就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級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如果在習的新時代，不能縮小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貧富差距，不僅基礎本就不太牢靠的全面小康會鬆動，很多靠政府二次分配才勉強脫貧的人會重新陷入貧困，就是那些剛剛進入中產階層的人，也有可能因為經濟形勢的困難而滑入貧困階層。
用"共富"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
習近平無疑不願看到在他接下來10多年的統治下兩極分化繼續厚固，這很可能會直接衝擊他本人的權威，因此，必須把共富這個中共的"理想"接過來。也許，脫貧問題的解決給了習很大信心，既然這個人類千年的難題都能被他解決，共同富裕為什麼就不能在他手上實現？從這個角度看，習提共同富裕不只是要鞏固和強化中共的執政根基，還要顯示，中共的社會主義能夠保證中國實現共富，而美歐的資本主義無法做到這點。因此，共同富裕的背後，其實暗含著社、資兩種制度的競爭。
不過，正如本文開頭指出的，問題在於如何去實現共富。除非共同富裕的標準和全面小康一樣，是低水準的，否則，實現起來決非易事。但如果是低水準的，就談不上共富。這是當局的難題。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均GDP還只是發達國家的1/4-1/6，假如未來十幾年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的一半，中國的經濟就仍需保持較高增速，然而，由於中國經濟自身的體量已經很大，再加上美中對抗，經濟增速會低於現在的水準，極端情況下也許會陷入自我封閉，所以，未來中國經濟大概率會相當困難。
做大蛋糕才能分配好蛋糕，只有經濟持續保持較高增長，才有更多的財富可供分配，若不在如何做大蛋糕上使勁，而專注於分蛋糕，最後必定會竭澤而漁。這個淺顯的道理當局也明白。換言之，實現共同富裕的最根本途徑在一次分配，通過做大蛋糕，普遍提高人們的收入水準，而無論是政府基於公平原則的二次分配，還是社會基於道德原則的三次分配，都只是對基於效率原則的一次分配的補充。也許後兩者在某個特殊時候會起到重要作用，但從一個長時期看，一次分配才是共富的主角。所以財經委也提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然而，中國的難點在於，勞動力的收入水準在過去十幾年的快速增長後，可能正迎來瓶頸期。由於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相對資本，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的薪水水準在過去十多年有一個井噴式的增長，但現在這種增長趨於飽和，未來勞動力的薪水收入即使有增加，也是一個緩慢過程。再從二次分配看，過去5年，由於要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硬性政治任務，中國政府將過量的財力投入到精準扶貧，已經提前透支了財力，這也影響今後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
習近平學習薄熙來？
就此來看，當局似乎只有三次分配這條路還可走。而且越在這個時候，政治人物為達某個政治目的，越會故意扭曲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關係，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分蛋糕上。譬如當年薄熙來在重慶為博得民意，也提倡共同富裕，他的方法就是"打黑"，把矛頭對准民營企業家，剝奪他們的財產，用以改善民生，收買民心（其實"打黑"的錢只是少量用於民生）。習近平現在會不會也像薄熙來那樣，用某種強制或暗示的手法，讓民營企業和富人以慈善或捐贈的名義，將他們的財富或財富的一部分拿出來獻給政府？從一些企業積極響應當局的行動中，似乎看到了這個苗頭。
因為對習而言，如果得罪富人能夠贏得廣大窮人的支持，在政治上就是合算的。儘管中共領導幹部實際上是與富人打成一片的，但中共名義上是以工農為階級基礎的黨，它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他們，而非富人，故在政治上，黨不能不做出依靠工農的姿態。何況，在中國特殊的政經結構和一黨體制下，無須政府號令，企業和富人就會嗅到政治訊號，從而不敢不配合和響應當局。
不過，拋開習是否強迫資本為共富買單不論，若要成為良心資本和企業家，此時確有必要回饋社會。先不說中國的多數富豪，在資本壯大過程中多少有些不干淨，和美歐的富人比，中國富人群體的整體道德水準也不高，而最有錢的富人人數，據說已經超過了美國。此外，也是最主要的，中國調節財富分配的機制缺失。中國沒有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具有的財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稅種，單單一個房地產稅，說了多少年，到現在還出不來。這固然和中國市場經濟實行的時間不長以及不完善有關，然而，上述稅種的缺失，也加大了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在這個意義上，一些企業和富人為共同富裕捐款，實際可以看作他們在補繳財產稅。
在共富問題上，眼下輿論聚焦於習近平對資本的宣戰，但這一議題應該還只處於倡議階段，連規劃都談不上。若要實實在在推進下去，中國的經濟、社會和分配結構均要發生較大改變，有些方面可能要重置，而目前尚看不到這種變化。不過，有一點似可肯定，這決非習的突發奇想，很可能它是中共又一個貫穿第二個百年的重大工程。但過程一長難免就會出現各種意外，特別是考慮中美的對抗和內外環境。所以，中共的共同富裕必然會面臨巨大挑戰，它能否走得通，不取決於習的意願和資本是否配合，而是地緣環境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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