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習近平重掌病毒疫情鬥爭主導權

（德國之聲中文網）鬥爭是中共的行動哲學。新冠病毒疫情自武漢大爆發後，雖然外界並不清楚它會引起統治集團內部怎樣的權力鬥爭，但權鬥一定是存在的。因為根據經驗，只要重大事變，都會在統治集團內部相應體現出來，歷來如此。就此次疫情而言，正如中央指導組成員、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日前在國新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的，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場非常戰" 疫"，病毒來勢之凶，疫情傳播之烈，範圍擴散之廣，全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之大，堪稱前所未有，既這樣，它在統治集團內部引發的權力變化，也該顯著。

事實上，高層權力鬥爭的任何可疑跡象，都很難逃過敏感和老道的中國人的眼睛。對他們來說，當局的人事變化，政策轉場，領導人行蹤，官員的表態，官媒報導乃至各種傳言，都是很好的觀察工具，從中大致能夠猜測和感知統治集團的權力鬥爭程度。

在這場新冠病毒疫情中，最早撕開高層權力鬥爭一幕的是武漢市長周先旺，他1月27日接受媒體採訪時不知是無意說出還是已抱犧牲決心有意透露"上面不批准公開疫情"；在這期間，媒體合力挖出8個被武漢警方訓誡的"造謠者"實則是醫生的事情，引發全國人民憤怒，特別在8個"造謠者"之一李文亮醫生之死中民怨達到頂點，並直接演化成針對習近平個人獨裁的強烈不滿，以"二許"（中國學人許志永、許章潤--編注）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公開發文呼籲讓習下台。

民間輿論雖然不能即刻改變當局的游戲規則和權力格局，但它代表的是民心的變化，是一種重要變量，在當下的特殊時機，一定會促使精英階層的某種集體轉變，並被黨內和社會上的反習者利用，用來作為向他施壓的工具。

所以外界看到，在疫情大肆傳染的關鍵階段，有幾天習在官媒版面上消失，傳言他生病了。綜合各種訊息判斷，習在疫情防控的前中期，處境應該很被動，因為社會的矛頭都對准他，要他為疫情的慘重後果負責，即使此時黨內高層無人出來挑戰其權力，其形象和個人權威事實已經嚴重受損，官員很多都處於觀望狀態，看他能否挺過這次危機，隨時準備反水。這可以理解他為自救，不得不成立調查組，調查李文亮被訓誡一事，同時倉促作出武漢封城決定。後者即便從事後看來是必要的，但它顯然是危機時刻的過度反應，是習近平在這次疫情中所作的最大一次政治賭注。因為封城之前沒有任何預案和準備，對一個10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封城將給民眾的生活、工作、防疫以及整個社會情緒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民眾會有何種反應，都是未知數。實際來看，封城造成城市節奏被擾亂，社會陷於嚴重混亂，恐慌情緒從武漢蔓延全國。習近平的這個政治冒險，反映了在疫情應對的前中期，面對社會和黨內壓力的慌亂和進退失據。事後復盤，如果再給他選擇，應該不會走這步險棋，就當時情形而言，弄不好這會是他的一次政治自殺。

在渡過此最艱難時刻後，疫情帶給習近平的政治壓力隨著抗疫的展開和推進得已緩解，使他能夠騰出手收拾"亂局"，作出一系列鞏固權力的部署，至少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會前後，他重新掌控了大局，在這波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中贏得了主動和主導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到這一點：

一是湖北和武漢兩級政權的主要領導以及港澳辦主任換上了習氏政法人馬。黨內高層權力鬥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人事控制權。誰掌握了人事大權，也就掌握了鬥爭的主導權。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的換馬雖然在輿論的預期之中，但誰接任在目前這個時候則有較大不確定性，上海市長應勇和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兩位出身政法系統的官員分別上馬，前者為習的浙江舊部，後者雖然不是出自之江新軍，但政法背景也使他受習器重，再加上同一時刻任命原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出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反映了習近平的權力並未因新冠疫情危機而削弱，依然牢牢掌控人事大權。

二是習通過密集的常委、小組和政治局等會議及一系列指示將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邊緣化，凸顯其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及對大局的統籌。既然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賦予它領導和統籌疫情防控的權力，按理習就不應再召開過多的常委會議和小組會議部署抗疫事務，以免存在兩個權力中心，干擾小組決策，讓下面不知聽誰的好。但他在這期間召開會議的頻率之高罕見，此外還頻頻就疫情發出指示。習這麼做，一方面是擔心外界指責他不關心和重視疫情，另一方面，也是要表明一種姿態，他才是中國的老大，是那個說話算數的人。

三是官方輿論對習的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大肆宣揚。媒體和輿論是檢驗中共領導人有無權力和權威及其大小的指標。習自成為唯一權威後，壟斷了官方輿論。但在新冠病毒疫情發生的前期，官媒報導突破了當局的某些宣傳紀律，對習的報導有所弱化。然而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會後，官媒重新加強了對習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疫情防控的宣傳和造勢。當局會議和大小官員也是言必贊習，本文開頭引述的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在國新辦的發布會上大談習的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對抗擊疫情的重要，在最新召開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主持會議的李克強表示，習的重要講話具有很強的思想性、指導性、針對性，要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向黨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使用的話語完全是習氏的，應勇在履新湖北的會議上甚至用"教誨"一詞來表達他對習的尊敬。

四是全國兩會的推遲召開也是習重掌主導權的訊號。兩會延遲對習而言當然影響不好，但在疫情還在擴散蔓延的時刻，若兩會如期召開，習很可能要被問責。當年毛澤東在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後，面對來自黨內壓力，本想通過召開七千人大會擺脫被動局面，結果由於沒有控制好會議反被劉少奇利用，引發幹部對他更大不滿，不得不在會上被迫檢討道歉。習如此時開兩會也將面臨這種追責狀況。兩會近5000代表委員參加，在這個場合，要做到統一聲音非常困難，假如會上有"別有用心"者提出疫情責任問題，是否會引發與會者共鳴，將火引向習近平，很難講。而在小範圍控制不滿則相對容易得多。推遲會議，等疫情被控制住後再召開，對習顯而是有利的。

五是疫情電話外交，各國首腦紛同習通話，表明習的地位穩固，有助其地位強化。2月以來，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和國際組織，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和重要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紛紛給習近平打來電話表示慰問和支持，不管他們出於什麼目的，電話外交本身就在強化習的領導地位。在這些電話外交中，一些國家的總理雖然是該國的實際領導人，但名義上處於總統之下，按照國家之間的外交禮儀對等原則，應該是總理對總理，以前也是這樣安排，可這次基本由習近平包攬通話，只有兩個例外，德國總理梅克爾和歐盟主席馮德萊恩打給了李克強，說明習主導了電話外交。

儘管新冠病毒疫情是習近平上台以來遇到的最嚴峻危機，但疫情未能擊倒習，只能說黨內無男兒，社會精英階層也普遍墮落。本來，疫情引發的群情激憤對習具有足夠殺傷力，如果此時統治集團內部有人響應，是有可能促成變局產生。可除了幾個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的幾聲公開吶喊外，社會基本以無聲來抗議，它雖然對習的權力和地位也構成衝擊，但力度遠不夠。更重要的是，黨內高層特別是習的反對者不敢和不能有效利用社會不滿，呼應反習聲音，向習發難，可謂黨內無一人是男兒。很多官員也許在默默做著沉船棄逃的準備，但都不願做第一個公開的反對者，都想搭便車。這就是目前狀況。

當然，習在此番權力鬥爭中能夠重佔主動和主導，也跟他直接掌握國家強力部門特別是警察和軍隊有關。在中國，軍隊是維護政權穩定和權力穩固的真正基石，如果強力部門和軍隊不背叛，高層要反水很困難。然而話也說過來，軍方對最高領導人的忠誠也要看社會和黨內的反對程度，如果最高領導人臭名昭著，人心盡失，社會和黨內的不滿和反抗已經公開表達，軍方將領也會明白事理，順應時勢的選擇。

 

 

本文作者是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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