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兩岸水果政治角力

(德國之聲中文網)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大陸禁止台灣鳳梨 (鳳梨)進口是經貿還是政治事件？

焦鈞：農產品的檢疫，兩國之間貿易往來，本來就會有很多爭端處理機制，特別是病蟲害這個問題，其實都是雙邊磋商出來的。中國大陸對台灣輸入的農產品，特別是生鮮有蟲害方面的問題，其實要透過一個磋商機制，當然單向片面宣佈也是一種手段，只是通常不太會用那麼嚴厲的(方式)，通常還是會彼此先溝通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主要是這個選擇的時機點在3月份台灣的金鑽鳳梨 (鳳梨)要開始生產的時候，他(中國政府)在前一刻2月底宣佈，當然這個針對性就非常的明顯。

德國之聲：這是對台灣的壓力測試嗎？

焦鈞：嚴格說起來，中共在20世紀就開始研究非傳統安全戰略，這種非傳統威脅的東西，像經貿手段就是，因為鳳梨 (鳳梨)對於台灣來講是很重要出口的生鮮產品，在中國大陸市場的銷售比重又非常高，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大陸選擇了一個這麼敏感的時機，針對這個品項全面禁止輸入，當然就有非常多的政治意涵。

往上提升到兩岸，甚至是國安層級，台灣內部也有評論指出說，是不是因為邱太三、陳明通這個新的國安團隊上來。但我覺得以戰逼和，用經貿壓力的手段來讓(台灣)執政當局上談判桌，這個東西在基層確實是有類似的發酵，比如「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都不好，國民黨的食候，我們所有的水果都能上去」。這種以民逼官、以商為政其實一直是中共對台策略的兩手(策略)手法。

德國之聲：這樣的政策是否有中國內部因素影響?

焦鈞：現在全世界對中國大陸的圍堵其實是從川普政府之後到拜登上來似乎(都)沒有什麼和緩，所以當然也不排除說，中共對外一向會比較硬，對內就會倒過來。反過來，對內硬的時候，對外就軟，所以和戰兩手(策略)或者我們通稱他們是一種正反和思維辯證的政黨，所以面對外部形勢的變化，寧左勿右，對台政策強烈，當然都不排除是為了在兩會期間，去營造一個更穩定的政局。

德國之聲：台灣只有一成鳳梨 (鳳梨)外銷，雖然其中九成銷往中國大陸，但傷害有這麼大嗎?為何台灣政治人物這麼大動作回應?

焦鈞：這有幾個層面，第一個還是先從經貿講起，價格是供需決定，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經濟學基本法則，但是有一個東西確實不好控制，叫做消費預期心理，產生在外部訊息和因素的介入。這次府院黨高調回應的情況下，當然我認為，如果不去做一些動作，可能反而會讓預期心理去發酵。所以當高調宣佈了這個事情，雖然定調成防檢疫動作，不想升高(衝突)，但是後續透過所謂大批量的採購確實可以抑止消費者預期心理，讓價格不要崩盤。

我們畢竟還是要站在農民利益看，但是這真的只是短期的救急，長期來講其實還是要從供給面的調節，還有需求的創造。我必須承認，現在大量買水果，看起來是抑止了預期心理的反應，但是可能要進一步深思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買了回去有沒有真的吃，因為有時候是企業認購，然後就分贈給員工了。第二個就是說，員工家裡多了這麼多鳳梨 (鳳梨)，他不去買其他水果。我很多中南部農民朋友，聽到訊息，大家都去拿免費的鳳梨 (鳳梨)， 那請問路邊攤的鳳梨 (鳳梨)誰要買? 買鳳梨 (鳳梨)跟吃鳳梨 (鳳梨)這中間還是有一個動作要去完成，不是說買了就沒事。

現在透過國內的大筆訂單解決，這個就數字上帳面看是如此，可是會不會排擠到原本要在國內消費者的意願跟預算，這個其實都要再仔細斟酌，根本解決還是要讓鳳梨 (鳳梨)鮮果的產品去創造它新的附加價值，然後找到新的海外市場， 這個才是治本的方法。

德國之聲：政治上來看呢？有選票考量嗎？

焦鈞：我覺得免不了陷入口水，大家就各自解讀，這是台灣政壇一個很不好的現象。你看總統 在屏東宣佈說，政府唯一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不準農民收入減少。藍營媒體當然也去刻意採訪農民去罵民進黨，「兩岸關係搞不好，國民黨才讓他們賺得了錢」，挑動很敏感的神經。

德國之聲：蔡政府的「農業國家隊」有發揮功能嗎？

焦鈞：我必須承認16年民進黨小英(蔡英文)政府上來在各個領域上很喜歡強調國家隊。這有一個背景，就是一個叫做5加2產業戰略，這中間有很多研發構想是來自於「安倍三支箭」的概念，嚴格說起來就要去探討說，我們要走得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如果是大政府，那當然很多事情就要國家介入，如果走得是小政府，那當然就讓民間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作體系去進行。

但坦白講，我也無法回答到底我們執政當局走得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但是既然走了國家隊這樣的名稱，當然就必須承擔一些責任跟使命。平心而論，過去做了什麼其實三、四年就過去，我覺得我們也不便多說，但期許未來應該要花更多的心思在幫台灣農產品品牌的形象做更多行銷，不太需要花太多力氣在產品銷售，產品銷售畢竟是民間商業行為，讓民間貿易商去處理，國家資源應該放在整個農產品形象，整個台灣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力提升的行銷作為上面。

德國之聲：有評論認為這次事件是北京「農業統戰」失敗後的結果，您怎麼看？

焦鈞：如果對兩岸關係或是對中國大陸體制有認識的，應該都聽過一個說法，就是「中南海的權力高層運作是一塊黑布」，布後面怎麼運作外界從來沒有人知道。我從2005年實際參與兩岸農業交流跟農產品往來一直到2012年為止，我真的只能從台灣這邊的角度去反推、去爬梳他們怎麼去訂定對台政策。

但我覺得這有兩個軸線，一個是台灣自己從2005到2008年是一個階段，(在)扁政府第二任期，從2008到2012年，甚至馬總統連任，這是一個階段。大家要注意的是，12年胡錦濤總書記就下來，是習(近平)上來的時後，中間這個轉折點，就是在2011年兩岸的交流，特別是農產品貿易、政策、採購達到高峰。但等到馬總統連任以後，這個東西剛好又碰到「習上胡下」，整個政策在調整，2012年之後就看不到那些大型政策採購跟農業交流，即使後面因為服貿、貨貿因素發生「太陽花」(學運)，2016年小英總統當選，即使沒有這兩件事情，習會不會繼續延續胡的這種在兩岸農業上的開放政策，都是一個問號。關鍵還是回到台灣自己的農業要怎麼發展，產品要怎麼走出去。大陸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也是一個可以創造兩岸紅利的地方，但是我們不得不去謹慎， 這個兩岸紅利的政治如何去讓它降到最低，要完全排除是不可能的。

德國之聲：您說2005到2012年，特別是2011年是交流最盛時期，這有讓中國大陸得到台灣的民心嗎?

焦鈞：這當然有一個前提，建立在2005年(中國國民黨)連戰主席跟胡總書記簽的「連胡會5點共識」所建立出來的，(要)解決台灣農產品在中國大陸銷售問題，當時確實背後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收攏台灣民心，當時的政策也認為跟台灣買水果讓農民賺到錢就能夠收買民心。可是反過來講，如果他持續這樣做，把政治因素降到最低，或是只做不說，或許真的5年、10年、15年，真的台灣農民的心就被他們收走了。可是第一個，你要讓政治完全抽離不可能，第二個，畢竟農產品還是生意，畢竟有賺有賠，如何真的讓農民賺到錢收買民心，擬定說法都很容易，但是實際操作還有些延伸問題，比如說被買辦集團把利益剝削掉、農民賺不到錢等等，這個當然都是導致這個政策停擺的原因之一。

德國之聲：兩岸可能因為這個事件重啟對談嗎？

焦鈞：這有一個上層結構的問題，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以後，「台灣區的事務」是一個通關密語，比如說國民黨當然堅持「九二共識」，民進黨認為「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或是「只有一中沒有各表」，但是共產黨似乎還沒有對民進黨真正發球，就是「請問你到底要給什麼東西」，這個上層的通關密語沒有搞定之前，即使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不是就能「以商為政」逼著(台灣)國安團隊去面對大陸的對台政策的施壓？要上談判桌，我個人是滿悲觀的，這背後還牽扯到美中台，還有美國的亞太策略的調整。鳳梨 (鳳梨)事件雖然掀起了一些波瀾跟討論，但不太可能因此讓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變化。

焦鈞曾任記者，2005年因擔任國會助理接觸農業議題，2008年進入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工作，曾參與兩岸農業交流談判，以及執行台灣水果出口貿易業務，2015年出版《水果政治學》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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