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標記下的科學家

1933年春，威廉‧費爾德貝格（Wilhelm S. Feldberg），夏洛特醫院生理研究所一位年輕的醫學助理，被解聘了。他必須即日收拾好個人物品離開，並且以後都不得再進入這裡。猶太同事不再受歡迎——這是醫院管理層和董事一致決定的。雖然相關的決議直到當月月底還未通過，但是醫院的管理層還是超前做出了驅趕猶太裔同事的決定。

費爾德貝格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及他被驅逐後逃往英國，在那裡，他成為了一個著名的藥理學家和生理學家。夏洛特醫院，全歐洲最大的大學附屬醫院，最近豎立起兩根紀念碑，紀念他和別的遭驅逐的同事。它們屬於一個更大的、名為「夏洛特紀念館」的項目的一部分。

頂尖研究人員的陰暗歷史

「我們要在一個中心位置建立一個由許多知名藝術家設計的紀念碑」，夏洛特醫院董事會主席卡爾‧馬克思‧艾恩霍普（Karl Max Einhäupl）說。它也應該是一個帶有啟發意義的博物館的一部分：能夠引導學生和醫師們思考，醫生是如何讓自己被捲入此類罪行的。圍繞此一主題，在未來的三年，還將有由客座教授主持的科學項目、不同的講座和公關活動等舉行。

夏洛特醫院不是唯一一所現在才開始系統地處理自己在納粹時期角色的研究機構。得感謝那些個別的研究人員——在1970年代，就有關於大學在第三帝國時期的研究。但是，直到90年代末期，大學本身才開始積極面對這個問題。為何如此之遲？「因為人們常常不敢提出這方面的問題，因為會涉及到那些令人尊敬的老師」，多年來一直研究此主題的柏林歷史學教授呂迪格‧布魯赫（Rüdiger vom Bruch）說。

在公眾壓力下才處理納粹歷史

此外，科學界長期以來，已經成功地堅持了「科學家未受納粹理論影響」這一傳說。布魯赫解釋說，許多科學家早期即同情納粹，投身於對政權的服務中。在夏洛特醫院也曾有過種族研究、人體試驗及強迫絕育。

作為首批探討自己過去的科研機構之一，馬克斯- 普朗克協會（Max-Planck-Gesellschaft）1997年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這種主動的做法也鼓舞了其他的一些研究機構審視自己在第三帝國時期的角色。「這不是說非得由一個個人的『有罪意識』開始，而是因為公眾的批評已經如此強烈，以致於人們會認為，不如我們自己讓專業的歷史學家開始一個中立或公正的調查更好」布魯赫說。長期以來，研究人員都側重瞭解個體的失敗，現在，研究機構作為肇事者的實例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非猶太裔同事自願作為政權幫兇

在許多高校，這種對歷史的處理還處於開始階段。關於被驅逐的教授們的訊息常常可以很快蒐集到，但是關於其他同事的則難以獲得，負責夏洛特醫院紀念項目（GeDenkOrt.Charité）的大學醫院醫學史專家烏多‧哈亨（Udo Schagen）說。「在夏洛特醫院，我們現在已經蒐集到超過180個被驅逐的醫生姓名，但是我們無法得知，究竟有多少護士被解僱。」在當時的柏林，猶太醫生和護士所佔比例非常之高。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成功逃往國外，但是在許多國家，他們再也無法從事他們的職業。

在那些非猶太裔醫生中，幾乎沒有人敢公開反對納粹主義。哪怕是夏洛特醫院著名的外科醫生費迪南德‧紹爾布魯赫（Ferdinand Sauerbruch），或者精神科醫生卡爾‧朋霍費爾（Karl Bonhoeffer）都支持納粹醫學政策的核心觀點，例如在集中營中進行的人體試驗和強制絕育。

卡爾‧馬克思‧艾恩霍普認為，今天的學生仍需瞭解第三帝國時期醫生們的所作所為，因為這是醫學倫理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強調說，「這種違法行為常常只是從對道德的一個小的轉變開始」。「人們必須明確的是，有時一個小小的開始就能帶動改變歷史視野的發展。」因此，夏洛特醫院紀念項目不僅要紀念那些被驅逐的人，也要對醫學界的新一代加以警戒。

作者：Schröder，Bianca 編譯：簡如

責編：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