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勞動力市場分析

（德國之聲中文網）今日的德國社會存在兩方面的差異。其一是資產（或負債）懸殊越發明顯，另一項差距則是就業市場上被區分為"主勞動力市場"和"次勞動力市場"。所謂的次勞動力市場指得是雇員領取微薄薪資或工作合同缺乏保障，其中也包括失業人士。這個區塊的人口在過去20年間顯著增長。

條件優秀者的機會

鑑於人口結構變化，我預期主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將有所改善。我們正處於"嬰兒潮時代"人口逐漸退休的初始階段，而承接其崗位的新生代人口數則有所萎縮。儘管南歐陷入經濟危機，德國經濟狀況仍相當穩定，顯示出這個經濟體在國際市場上站穩了腳步。有鑑於此，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將在就業市場上獲得更好的機會。年輕人對於未來的普遍擔憂其實並無道理。人們沒有理由如鴕鳥般將頭埋入沙中，我們可以也應該重新思考人生規劃（撥出時間給家人、學習或其他嗜好）和（社會及生態問題的）政治替代方案。

低薪者希望渺茫

另一方面，我對次勞動力市場的前景預測則相對悲觀。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德國（包括西德）便開始擴大低薪市場和非典型的工作合同，目前已經持續了兩個經濟周期。自2007年起，這一進程便停滯在一個高水準上，同時失業率出現下降，就業情況的改善可見一斑。但我們不能認為危機已解除。因為直至今日，處於低薪的次勞動力市場人口以及300萬失業人數總和仍有約1100萬人。自2007年起，貧窮人口的比例始終保持在15%。

次勞動力市場並不會因為上述的人口變遷而獲益。在就業不足的年代中出現了大量缺乏專業技能的潛在就業人口，許多成績不佳的畢業生不斷增加此類人口的總數。這些人進入了發展停滯甚至出現萎縮的基層勞動市場中，但該市場卻無法吸收所有的潛在就業人口。

社會之毒

規模如此龐大的次勞動力市場對當事人和整體社會而言都是一劑毒藥。在失業及工作缺乏保障的溫床下，過去十年間出現了僵化的社會底層，處於底層的人們只有微小的機會能爬上更好的位置。在這個群體中出現不斷積累健康危機，以及低收入和老年人口的貧困危機，此類問題將繼續轉移至下一代。人們普遍認為外國移民是組成社會底層人口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大多數的社會底層人民都擁有德國背景。

總體而言，社會、教育和健康系統必須為其後果付出高昂的代價。此外，龐大的次勞動力市場導致中間階層的民眾憂心跌落至底層，而社會底層人士則出現政治冷感。兩者皆不利於德國民主機構的發展。

備受爭議的立場

許多學術界和政界的觀察家們在檢視問題後看法一致。各政治陣營紛紛贊成（表態的明確程度不一）擴大托兒中心和建立綜合全日制學校的教育方案，但至今為止仍未付諸實行。部分中產階層人士認為，為社會上的弱勢孩童進行資源再分配的討論將不利於其子女的教育機會，堅持分離教育系統。政治家們擔心失去選民的支持，以及為教育系統擴建和重建都可能付出的高昂花費。

勞工和就業市場政策出現了矛盾爭議。一方面人們希望改善失業者的社會福利，同時為就業者制定最低薪水並對非典型雇傭關係作出嚴格限制。另一方面，重新監管就業市場將提高雇傭成本，失業率將會再次升高。這裡的至理名言是：爛工作好過沒工作。

以瑞典為借鏡

為失業者和待遇不公的就業者實施再調節政策，可能造成工作崗位的流失。儘管如此，我認為這樣的建議相當有益。首先，人們可以在實驗階段小心緩慢地鎖緊螺絲，將工作崗位的流失數量維持在最低程度。第二，必須謹慎權衡次級就業市場所帶來的高社會成本。第三，政府能再次擴大公共領域就業市場，而非將其私營化，借此創造工作崗位。

瑞典的經濟框架條件與德國相仿，而上述模式在該國運作良好。但前提是要針對資產所有者、高薪人士和政治家進行資產和收入再分配。在這一點上，各工會將起著重要作用。

參考資料：

Alexandra Krause, Christoph Köhler (Hg.): Arbeit als Ware - Zur Theorie flexibler Arbeitsmärkte. Transcript Verlag, Bielefeld 2012.

Robert Castel, Klaus Dörre (Hg.): Prekarität, Abstieg, Ausgrenzung - Die soziale Frage am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 Campus Verlag, Frankfurt/Main 2000

作者:Christoph Köhler 編譯：張筠青

責編：石濤

克勒教授（Christoph Köhler）是德國耶拿大學（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Jena）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研究重點包括就業市場結構和動態研究、企業就業系統和各國勞動市場區隔比較。此外，他也從事就業市場靈活性、就業風險和社會保障議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