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現實的現狀」——那些告別上海的人如是說

（德國之聲中文網）兩個月的居家隔離和25次核酸檢測之後，庫皮茨（Ralph Koppitz）的忍耐終於到了極限。他說：「脫離實際的防疫政策和現狀令我們感到極度震驚，所以今年夏季我們會離開中國。」今年夏季，已經在中國生活了25年德國人庫皮茨，將和他的中國妻子和小女兒一道返回德國。

庫皮茨的境遇絕非個例：生活在中國的外籍人士本來就不多，但根據歐盟駐華商會的最新統計，疫情爆發以來，在華外籍人口的數量又減少了一半，預計今年夏季更會出現一場大規模的外籍人士「大逃亡」浪潮。中國當局嚴苛的清零政策，令很多外國人不堪其擾。不過，中國的防疫政策也並不是讓這些人告別中國的唯一原因。一些外籍人士表示，中國社會對外國人的寬容度變得越來越低，受官方宣傳的影響，很多中國人變得越來越民族主義。

對於生活在上海市郊的庫皮茨一家來說，三月17日以來，每天的生活都是同樣的節奏：七點起床帶著狗在小區內散步，然後吃早點，接下來等待官方發布最新的感染數據。九點鐘，女兒開始上網課，從事咨詢工作的夫妻倆則開始工作。庫皮茨說：「因為不知道這些防疫措施何時是盡頭，所以生活工作都缺乏動力。」

噩夢般的隔離生活

庫皮茨一家很清楚，同大多數上海人相比，他們的處境要好得多。他們擁有一個小花園，而且由於周邊感染人數很少，所以他們可以離開住宅，在小區裡散步。吃喝也不存在問題，小區裡會有人組織團購。然而，社群網站上卻不斷傳來令人震驚的畫面。對於庫皮茨和大多數在華外籍人士來說，社群網站要比官方宣傳可信得多。

社媒裡有關上海市內食品供給出現問題的報導越來越多。政府提供的食品救助要麼遲遲不來，要麼送達時早已過期變質。當局採取的防疫措施也越來越粗暴，有些居委會在居民樓前豎起了柵欄和隔離牆，被檢測出陽性的人員則被送往隔離中心。一些隔離中心的衞生條件極差，陽性感染者在這裡並不會得到治療，他們只有在轉陰後，才有望回家繼續自我隔離。有報導稱，由於醫療資源擠兌嚴重，一些慢性病患者根本得不到適當的治療。

隨著上海市內的新增感染病例明顯減少，六月解禁似乎成為可能，但很多上海人已經心灰意冷，畢竟他們已經被關在家裡兩個多月了，在此期間，政府多次出爾反爾，一再延長封控時限。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上周宣佈，中國政府不會改變既定的防疫政策："清零是科學而有效的"。他要求各級官員要毫不松懈地繼續推動"動態清零"政策，並對持批評和懷疑立場的人提出警告。

瘋狂的管控

庫皮茨說：「對於是否要繼續忍下去的問題，我們猶豫了很久，但現在終於下定決心。」他們已經在德國租好了公寓，返德機票也已訂好。同兩名在德國上大學的孩子，已經有兩年沒見面了。最小的女兒目前正在上海的德國學校上學，今年夏季她將轉學到波茨坦的歐洲學校。今年夏季，她在上海的幾位同學也將離開中國。

不想繼續在中國生活的，並不僅僅限於德國人和歐洲人，加拿大籍台灣攝影師王傑森（化名）是2014年來上海工作的。他說：「2015、16年的時候，上海還是一個很國際化、很開放的城市，藝術圈也很活躍。"但隨著疫情的到來，這裡變得越來越民族主義。」2020年以前，我很少在街頭看到政治宣傳海報，現在這類海報遍佈大街小巷。"

似乎在轉瞬之間，公共社會的各個層面都被突然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管控之下。王傑森說：「小孩子每天可以玩多久電玩游戲，男性演藝人員是否過於女性化，都要由黨來決定。公共空間裡，違章處罰越來越多，比如闖紅燈等等。」社會信用制度對個體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今年一月，王傑森離開了上海。他表示，疫情在中國被政治化了，它成了壓制言論和自由的工具。「我不想對這一切聽之任之。」

上海歐盟駐華商會副主席朔恩（ Bettina Schön）表示：「儘管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中國政府並沒有為挽留外籍人士採取任何行動。」她表示，上海本是一座注重創新、注重多樣化和國際交流的城市。

外國人在中國總人口中的佔比很低，根據2021年人口統計，中國生活者84萬外國人，佔總人口的0.06%。很多外國企業對於將亞洲總部設在中國的決定是否正確，產生了懷疑。根據駐華商會發布的一份民調，四分之三的企業表示，中國作為投資目標國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民族主義趨勢

朔恩表示：「一切都要聽從政府的安排，政府說不能離開住宅，就必須待在住宅裡，這一切讓歐洲人很難習慣。我們自由慣了，這些措施令人感到恐懼。」

事實上，在朔恩看來，中國對外國高科技的依賴度依舊很高。但儘管如此，政府還是喊出來"中國製造 中國使用"的口號。這樣的想法在公共輿論中也越來越有市場。"很多在國外讀過書的中國人，現在也突然變得很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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