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週三有望解封：上海为清零付出了什么代价？

（德国之声中文网）上海市卫健委週一（4月18日）证实，上海週日（4月17日）新增3例新冠本土死亡病例。官方表示，三名死者分别为两名89岁、91岁的女子，及一名91岁男子，各自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病史，“3人入院后转为重症，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法新社指出，这是上海封城以来官方首次通报新冠死亡病例。中国最后一次通报新冠本土死亡病例，已是3月19日在吉林省东北部的两名确诊者。

与此同时，上海17日全市新增新冠病毒本土病例共2万2248例（含1万9831例无症状），大部分为无症状感染者，染疫数字仍处高位。

据路透社统计，自3月初病例激增以来，上海已记录超过32万例新冠病例。

社会面清零的“军令状”

上海封城本週进入第四週，民众的压抑与绝望加剧，政府面对的民怨压力越来越大。路透社週日（4月17日）报道，上海官方已设下目标要在4月20日前实现“社会面清零”，阻绝新冠病毒在“隔离区”以外的地方传播，并已向各级组织下达此一目标。报道称，这将使上海进一步松绑防疫政策，让这挫折的城市重新恢复正常生活。

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上海要在4月20日之前实现“社会面清零”的新目标，是在最近几天向该市的共产党干部和学校等组织传达。由于这些信息没有公开，他们不愿透露姓名。

“国务院工作小组、市委和市政府已要求在17日出现疫情转折点，并应在20日达成清零状态。”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复本文件显示，上海市宝山区党委书记陈杰在週六（4月16日）的演说中形容，该命令下达的此刻，上海情势正来到“关键时刻”——大众深陷焦虑情绪，食物供给压力越来越大。

在演说中陈杰表示：“这是军令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只能咬紧牙关，为胜利而战。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全面进攻，是扭转疫情趋势的最后一战。”为了达成此一命令目标，将要求官员们加速进行新冠筛检工作，尽快将阳性病例转移到隔离中心。

中国对社区层级的清零定义是：在隔离区外没有出现新的病例。结束社区传播已成为中国其他封城城市解封的转折点。例如深圳在上个月实现此一目标后不久，重新开放了公共交通，并让企业恢复工作。

一名上海居民告诉路透社，她所在的小区居委会週日向居民发出通知，已动员了更多的人力和巴士，以加快将社区的阳性病例转移到隔离中心。

中国国务院、上海市政府、宝山区政府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评论请求。

企业复工的白名单

中国经济和全球供应链因上海疫情遭遇冲击。路透社报道，许多企业领袖对于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直言不讳。有汽车制造商就警告称，如果他们在上海和邻近地区的供应商不能尽快恢复作业，将可能被迫完全停止生产。

随著压力加剧，中国的行业监管机构15日表示，已经确认了上海666家半导体、汽车和医疗行业公司，为需要优先复工的公司。 上海当局也就企业重启生产应采取的措施，如储备医疗用品和提交工厂的预防新冠感染计划，提供了指导。

根据上海市经信委印发《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附件中第一批复工的重点企业“白名单”中，包含台湾台积电、日月光在上海的工厂都名列其中。

此前路透社亦报道，特斯拉正准备在4月18日重启其上海工厂。 大众汽车和通用汽车的中国合作伙伴上汽集团表示，正准备恢复生产，并将于週一开始进行 “压力测试”。

封控松绑的微调信号

在北京“动态清零”的指示下，上海自3月28日宣布“分区分批封控”，许多居民对于防疫措施感到不满，抱怨食物短缺、隔离环境简陋、执法力度过于强硬，中国社交媒体上也涌现大量抨击当局的声音。

路透社报道，上週在网络发布并疯传的一段影片显示，有上海居民与身穿防疫服的警察发生争执，因为警察命令要将居民的房子强制“征收”收治病人。还有其他流传的影像片段显示，居民试图衝破路障要求食物供应的画面，表明了上海人们对于封城状态越来越绝望。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副教授陈希告诉德国之声，奥密克戎的高传播力注定了“清零”政策的成本效益平衡会迅速倾斜。他说：“由于准备不足，中国正用2020年初我们对该病毒知之甚少时的工具，来应对一场2022年的公共卫生危机。”食物供应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无法获得足够医疗照顾，种种压力和创伤都增加了社会成本。

但在过去的几天里，出现了一些微调的信号。比如：禁止封锁高速公路出口、缩短入境旅客以及与新冠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必要隔离时间。陈希认为，“随著公众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调整。”但他也提醒，上海周边地区感染者的快速增长，可能会阻碍上海的政策调整。

上海模式“幻灭”

面对本波疫情袭击，曾经的“防疫模范生”显得应接不暇。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告诉德国之声，许多她认识的上海人本认为上海方式治理更有效率，“但其实现在证明没有这回事，因为上海依然受到中央控制。北京说你要清零，上海根本没有权力。所以这种认为上海自主能力高跟上海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看法，其实都是幻影。”

她认为上海封城发展至今既荒谬也反应了非科学的做法，不只出现系统性违反人权的情况，许多苦难更是可以避免的，“这说明中国的体制僵化和不透明，完全没有将医学专家的意见或人们的要求和愿望纳入决策。”

中国独立学者吴强则告诉德国之声，现在看到的“上海模式”是中国政府不断探索所形成。上海过去两年一直实行“精准防控”，一个地区出现密集爆发后，尽量在小范圍内进行封锁，以免疫情扩张。

他说，这是中国地方官员在较发达城市发展出的一个防疫模式，以保持地方的经济活力，“但上海的大规模封城，代表上海官员的精准防控路线失败且被中央取代，这是在中央的抑制之下，不得不采取在中国内地其他地区所使用的防疫模式。”

上海配合中央强硬清零，造成民怨迅速累积，形成轻微反抗。吴强认为，这些虽不足以对中国政治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但过去被驯服的部分中国中产阶级在上海这次事件后，“会意识到美好生活的泡沫。”

“这个泡沫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对各种行业的打击已经看到，而在封城期间任意极权主义的防疫，他们发现他们得到的政治许诺是泡沫化的。”吴强指出，他们会首先产生悲观与绝望，“中国在上海的中产阶级，都在疯狂搜索如何移民，如何往海外跑。这是上海中产阶级最想做的事，他们不是想要改变，而逃跑或移民是他们主要的想法。”

“在过去两年多的疫情间，20大的极权体制已经确立下来。上海在这次疫情中，提前看到20大之后极权体制的到来。”

（采訪记者：William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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