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记者的《中国说明书》：中国

生活在世界的中央之国，中国人似乎普遍缺乏方向感，这难免有时会令外国人处境尴尬。例如，晕头转向的我们向路边的一位长者问路，“向左拐。”他和颜悦色、毫不迟疑地答道。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办呢？正确的做法是：继续询问下一个。这可是无数游客的经验之谈。一般说来，三人以上、众口一词的方向指示方才可信，而这种谨慎是有道理的：

1）依然有许多中国人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而对本街道、本工厂，或者本市区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2）大部分人耻于承认这一点，他们宁可信口开河， 也不愿坦言“不知”。毕竟，统计学表明，蒙对的可能性高达50%。

再举一个不久之前的例子。我的一位德国同事和一名中国工程师交好。这位姓程的工程师替他打理鲁尔区的旧钢厂，将拆卸而成的零散部件装船运往上海，并邀请他同游中国。程先生是四川人，在上海工作过七年，之后来德一年。“我想，他可以带我观光上海，然后再作我的中国向导。”我的同事打起了如意算盘。然而他很快发现，程先生——这位三十来岁、彬彬有礼、博学多才的中国男子根本不是上海通。显然，他那七年基本上是在钢厂度过的。经历了头几天的云里雾里、上错车、买错票的闹剧之后，我那大字不识的德国同事成了开路先锋。随后，他们还去了千里之外的云南，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看过一眼地图之后，我的同事指出，翻过下一个山头，只需半天的路途，就是程先生的家乡——四川攀枝花了。中国工程师幡然醒悟：“对呀！”他立马修改了行程计划，第二天就乘公交车看老朋友去了。

程先生无疑是一名脚底踩云、晕晕乎乎的工程师，不过他的行为倒是多少验证了我的一些个人体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很多中国人只在意发生在周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我还必须在此补充：这一点正在发生改变，不少中国人也有兴趣认识德国、美国——尤其是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他们对西方的了解经常多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但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和勇气还是相当有限。

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有过旅游探险家，例如下西洋的郑和（1371—1434）。郑和时代中国掌控的海域范围远远超出了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上下4000年，差不多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都在国力、人口、财富、发展程度及世界性上胜过欧洲。上溯唐朝初年，中国广东就已生活着20万外国人，他们来自马来西亚、印度、非洲、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据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考证，1820年中国经济产出占了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200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仅为4%）。

坚牢的船只、精良的军备使得郑和舰队所向披靡，他的航海环游要比麦哲伦早100年，比哥伦布早72年。英国原潜艇司令员加文·曼席斯（Gavin Menzies）甚至著书立论，认为郑和早已发现过美洲大陆。从欧洲人的眼光来看，假如郑和果真肩负这样的使命，倒也合乎逻辑。但是问题在于，曼席斯无法从中国史书记载中找到相关的证据。

这正是这段历史的可悲之处，它未能凸显中国的伟大，相反，它代表了一种机遇的错失。直到今天，中国对于郑和的纪念尚不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那里矗立着更多的塑像、庙宇，流传着更多的民间传说。有趣的是，2004年，中国政府突然大规模掀起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宣传浪潮，称“郑和出使西洋是中国古代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范例。”这大概事出有因。中国海军军备不断升级，一时之间，“中国威胁论”骤然四起，而郑和的先例有利于支持 “和平崛起” 的中国假说。郑和的历史形象简直就是一位航海的圣诞老人，除了礼物及和平，他的包裹里没装枪弹。

同今天的赞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和以及他的君王死后不久，中国就发生了令欧洲人无法理喻的变化。舰队完全消失了，王朝内部自相残杀，400年的航海史突然中止。1500年，宫廷传讯：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违者格杀勿论。二十五年之后，中国朝廷毁灭了所有的远洋航船。中国告别了广阔的大海，转而闭关自守，并自此沉沦下去——从不知不觉到无法遏制，不久，欧洲人掌握了海上的霸权。

为什么中国要选择一条这样的道路？因为辉煌之后回归平淡；因为永乐皇帝死后，宫中保守派又占到上风；因为大臣们相信，外部世界里的蛮夷根本比不上皇天之下的文明；因为中国皇帝自比宇宙不落的星辰；因为只有“小人”才永无止境地追求更多的利益。总而言之：因为中国还不够贪心。

也许，当某人位于世界的中央，处于世界的轴心，他无须再去注意东南西北的方向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重要的不是向东或者向西，重要的是另一维空间里的定位——垂直空间里的向上或者向下，上天或者入地，人与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这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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