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协商政治多元化，政协会议也求变？

国际观察家注意到，尽管会场外充满董特首将转任政协副主席的耳语，但今天的报告人――这届政协大会的主席贾庆林，属于前江时代的人马，其暮气沉沉与上一届主席李瑞环有着天壤之别。后者曾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几乎将“议政”发挥到了极致，为中国90年代的威权政治增添了一丝亮点。

虽然中国的政协只是一个连宪法都未具体规定职能的纯粹谘议机构，不具人大的立法功能，但在过去数年间仍倍受外界瞩目。因为她曾经创立1949年的“共同纲领”，堪称人民中国的制宪会议；在过去15年里，她又吸收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批私营企业主和其他精英，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所著名中国政治专家海贝勒(Prof.Dr. T. Heberer) 在其专著里曾经断言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正在形成一个战略集团。因此，他们能否以及如何运用政协机构和议政机制表达集团利益，进而影响中国政治走向，重新赋予政协立宪意涵，就成为值得外界关注的少有几个可能由“量变引发质变、旧瓶换新酒”的增长点之一。

回顾历史，中国政法大学宪法专家蔡定剑上月在德国公开演讲时表示，政协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将中共建政伊始的“协商政治”传统多保留几年，中国的历史可能重写；1954年宪法的草草颁行和政协权力的交班，系因冷战格局下苏联施压的结果。

在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大部国民所得和就业岗位都严重依赖全球市场的今天，来自外部的民主化压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任何政权的合法性总是需要随时重建的。温家宝在2004年末出席海牙欧盟－中国峰会企图游说欧盟最终放弃对华军事禁运，面对欧盟官员极其坦诚交待的底线――解铃仍需系铃人，中国的人权政治总得做些能够向欧洲公众交待得过去的改善吧――竟无言以对。

国际协商政治过程中的这样一种痛，相信与温家宝春节看望河南上蔡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时的恻隐之痛不相上下――后者，毋宁代表了中国底层亿万人民正在经受的苦难。他们当然不仅苦于病患、贫穷，更因缺少利益表达组织和机制被社会边缘化，陷入绝望之中。

在大规模民主化或者暴力革命都前景黯淡的情形下，一定程度的协商政治或能缓和社会矛盾，中国政协也将反映如此“社情民意”以及一定程度上协调各界利益的“统战协商”作为己任。更有国内学人将这种并无任何法律保障其正当性、程序性和约束力的非正式协商上升至与当今世界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协商堪与媲美的“新协商政治”高度。

美则美矣，理论上的粉饰却难掩中国政协机构协商政治极其低效的事实。按照政协本次会议开幕当天发布的新闻稿，去年一年，在政协全国范围内四千多个提案中，仅有关于“非公经济”、“农民工权益”、“生产安全”、“民企介入国企改造”的几个所谓若干重大提案还算关怀民生，但离市场经济发展自身产生的社会、政治转型要求却相去甚远。

相比之下，中国正在兴起的包括网络组织、维权团体、环保组织、民间商会等在内的众多新兴社会组织，却在形成自己的网络、建立与政府协商的管道，进行着于政协机构的官方协商政治平行的“影子协商”。

这是中国社会自发生成的、普通公众有可能参与交流和协商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域，也是独立与政协协商政治之外的第二协商政治。孙志刚案件及其政治过程是这一新兴政治的力量初显，今日中国正在风起云涌的新兴社会运动更将对政协协商产生极大的挑战。

由此，虽然中共讨论中的“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工作制度建设的意见”仍坚持“不照抄别国”，但以新兴社会组织为基础的新型协商政治正在悄悄改变中国传统协商政治的定义，并以中共鼓吹的协商政治为主流化管道，大有后来居上、改造中国政治之势。中国政协会议若不再求变图存，终难免被“和谐社会”所抛弃。

(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