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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条后首个六四:港人夹缝中默念致哀

Phoebe Kong(发自香港)
2024年6月5日

香港渡过了“23条”生效后首个六四,在高调警告和警力布防下,纪念行动的声量更为受限但仍未消失。DW记者在六四这天,采訪多位以不同形式继续悼念的港人,了解他们所感受的六四35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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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23条立法施行后,港人用各种另类方式低调纪念六四。今年六四这天,有民众在维园附近,点亮手机照明,并以绑带系著维尼熊玩偶。
《基本法》23条立法施行后,港人用各种另类方式低调纪念六四。今年六四这天,有民众在维园附近,点亮手机照明,并以绑带系著维尼熊玩偶。图像来源: Phoebe Kong/DW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4日的香港天阴阴,乌云压顶,不时下起阵雨。5年前的六四30週年同样是下雨天,李小姐(化名)仍然记得,滂沱大雨一直持续到傍晚烛光集会前才停止。那是支联会最后一次获政府批准在维园举行悼念晚会,18万人坐满全场。

“除了天色,今天其他一切都不同了。”香港市民李小姐告诉DW:“我已经第5年没有公开悼念,虽然感受愈来愈看不到希望,但今晚会继续在家中一个人点起蜡烛追思,这是最低限度我希望坚持的行动。”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曾经是全球每年最大的六四悼念现场,连续30年的烛光让此地也成为一些港人心中的集体记忆,即便《国安法》和“23条”立法实施后,依然如此。

中学老师钟先生(化名)在六四35週年当天独自来到维园,他找了个位置安静坐下。他告诉DW,他在此回忆1989年,“心里感激当年奋斗的北京学生,甚至不少市民牺牲舍己的悲壮故事”。钟先生认为自己是大众之中的少数,虽然以往未必每年都参加烛光晚会,但今天仍坚持到维园,是想“提醒自己勿忘这些历史片段”。

在他不远处,是同乡社团连续第2年举办的“家乡市集嘉年华”,舞台上表演声响彻整个维园,有新疆民族舞演出、内地歌手献唱。这里正是支联会以往举办六四晚会之处,在2021年及2022年六四週年时,当局曾以防疫之由把它完全封闭。

年约中年的王先生因对活动感到“好奇”而首次入场,他接受DW访问时表示,主办方挑选日子不含政治因素。“六四对我来说,不会特别在乎或不在乎,因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无论何时办市集我都不在意。”

自2020年港府以疫情限聚为由禁止维园烛光晚会之后,十几万人在维园点亮蜡烛的场面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近两年来香港同乡社团的“市集嘉年华”。
自2020年港府以疫情限聚为由禁止维园烛光晚会之后,十几万人在维园点亮蜡烛的场面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近两年来香港同乡社团的“市集嘉年华”。图像来源: Phoebe Kong/DW

天色渐暗,维园一带的人流有所增加;愈靠近以往晚会的开始时间(晚上8时),记者观察到愈来愈多低调悼念的人现身。有的人全身黑衣,下班后前来散步;有人衣服背面写著电影对白“个世界西(坏)不等于要做西人”,默默地在街头踱步。有的人在公园一角亮起手机灯,有人在长椅上静静阅读舞台编剧庄梅岩的《5月35日》。大多数人都是单独行动。直到深夜,有人以绑带系著维尼熊玩偶、亮起手机灯走过铜锣湾街头,不作声地穿过人群离去。

欧洲多国外交官连续第2年在六四现身维园,包括德国和荷兰驻港总领事张德林(Stefan Bredohl)及丘德仁(Arjen van den Berg)、欧盟驻港办事处副主任高明德(Matthias Kaufmann),在入夜后一同到维园内步行一周,并途径家乡市集外。DW问及行动原因和对六四週年的回应,他们均一概不作答,仅表示“前来散步”。

德国和荷兰驻港总领事张德林(Stefan Bredohl)及丘德仁(Arjen van den Berg)、欧盟驻港办事处副主任高明德(Matthias Kaufmann)六四当天在维园散步,期间未回应记者提问。
德国和荷兰驻港总领事张德林(Stefan Bredohl)及丘德仁(Arjen van den Berg)、欧盟驻港办事处副主任高明德(Matthias Kaufmann)六四当天在维园散步,期间未回应记者提问。图像来源: Phoebe Kong/DW

根据港媒报道,日本驻港总领事冈田健一也独自到场短暂停留。美国、欧盟等使馆的驻港办公室,在窗边点起电子蜡烛。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六四深夜发布声明,点名批评美、英等驻港总领馆及欧盟驻港办事处“妄图制造对立、煽动对抗,恶意抹黑中国形象”,并指今日香港已告别动荡不安,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公共视野中的快闪纪念

一如以往数年,当局派出大量警力严阵以待,警员穿著防刺背心和护颈,驻紥维园一带各处,每隔几步就见到军装和便衣警驻守。不少中国内地自由旅客对闹市中的场面感到好奇,不少人对装甲车和军装警员拍照打卡,探问下闻悉与六四有关便迅速离开。

这是《基本法》23条立法实施后第一个六四,虽然仍然有自发性的个别纪念行动,但更为零碎,持续时间更短,稍为显眼的行为迅速引来警员劝阻。有悼念的市民坦言,行动的公共能见度更低,大家在街头只能靠默契行事。

高调的表达行为变得更为罕见,但仍有长者在铜锣湾街上展示手写的〈六四〉诗词:“念89!悼64!那些年维园烛光如火海,但现在人杳!烛灭!”另一张纸上罗列百年来两岸三地大型社运,写道“留记忆,照青史”。旋即遭警员上前警告拘捕,他遂收起标语离去。有日本游客边走边击鼓念经悼念死难者,向记者称“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未来”,最后被警方带上警车助查。

香港行为艺术家街头手画"八九六四"被捕

许多大众所知的社运人士从5月起收到当局“温馨提示”,一些以往较常出现在维园一带的社运人士今天不见身影;在记者查询下,他们仅表示自己“行动没被限制”。即使能够到达维园闲逛的其他人,也全程被警员紧紧尾随,一路直至回家。

警方公布在六四当天一共拘捕4人,另有5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被带走调查后获释。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社运人士“王婆婆”王凤瑶,她在铜锣湾街头高呼“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五大纲领缺一不可”等口号,涉嫌违犯“23条”下新修订的煽动罪,该罪刑罚提升至最高监禁7年。

另一名身穿哲古华拉(另译切格瓦拉)上衣的男子,在家乡市集内被保安以伞阵包围抬走,他向记者称他手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因涉嫌普通袭击被捕。

香港警方5日上午表示4日当天共逮捕了4人,另有5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被带走调查后获释。
香港警方5日上午表示4日当天共逮捕了4人,另有5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被带走调查后获释。图像来源: Tyrone Siu/REUTERS

港媒刊六四社评

港媒曾经是报道六四的主力,不少媒体每年都会制作原创报道,“逢五逢十”的重要週年更会投放资源深入跟进,关注度甚至超越外媒。近一、两年,一些恒常的事实报道却也受压和减少,例如天安门母亲及受难者家属在六四早上到万安公墓拜祭的消息。今年《明报》是极少数仍有报道的媒体,刊登时间是傍晚6点。有其他港媒记者透露,内部接到指示不能报道。

不过在紧缩的气氛下,《明报》和《南华早报》仍在六四当天刊出相关社评。

《明报》题为〈直面历史 抚平伤痛〉,形容六四事件“仍然是横亘在民族内部的一根刺,需要拔除”,当年走上街头的民众皆出于一片丹心,爱国情怀不应被否定。“这个日子依然值得抱著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去纪念,重提旧事不是为了挑动仇恨或‘软对抗’,而是希望当局直面历史,抚平六四事件遗留下来的伤痛。”社评直白地表示,“六四事件不少死难者是无辜百姓”,即使当局对政治风波早有定论,依然可还死者及家属一个公道。

《南华早报》则关注纪念空间,以〈香港合法悼念六四镇压的大门仍然打开〉为题。内文指35年后,六四週年纪念依旧对很多港人有深层意义,“今晚仍会有烛光亮起,不过很可能在人们的家中”。

社评承认“23条”后的政治和法律现实已大不同,但很多港人只是单纯地希望追思死难者,未必同意支联会立场,区分两者和容许合法纪念是重要的。该报呼吁:“围绕六四的情绪多年来犹在,人们如果有意愿就应被允许纪念和哀悼,但必须依法而行。香港始终是法治城市,这是个追思、反省和盼望前行的时候。”

今年六四,《明报》、《南华早报》仍然刊出了社评。
今年六四,《明报》、《南华早报》仍然刊出了社评。图像来源: Phoebe Kong/DW

社媒用户:不敢发历史照片

“23条”立法后首个拘捕行动,是针对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的专页“小彤群抽会”,至今有8人被捕,除狱中的邹幸彤,还有她的家人及前支联会成员。该专页在六四前35天开始,每天刊登邹幸彤的六四回忆。

记者在香港的社群网络上观察,当年为香港学生代表在天安门亲历六四的陈清华,发文指自己独自到海边悼念。社民连成员陈皓桓展示电子蜡烛照片,称以6.4公里跑纪念此日。有知名的调侃专页转发“血染的风采”——以往晚会必唱的歌曲之一。有书店和商户发文售卖主题书籍和精品。但更多的一般用户,以不加文字的相片、单纯转发新闻的方式表达关注,抒发个人感受大为减少。

图为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2021年6月5日获保释后接受记者访问。(资料照)
图为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2021年6月5日获保释后接受记者访问。(资料照)图像来源: Kin Cheung/AP

港人何先生(化名)以往恒常出席维园晚会,今年六四在社媒发帖纪念,他选了一张外国民主运动受镇压的照片,坦言是因为自我审查。

何先生向DW表示:“我依然希望发声,但只能用婉转的方法表达,连六四的历史照片都不太敢发了,因为担心会误犯《国安法》或‘23条’。”他说看了邹幸彤专页和拘捕的新闻后,更加有所顾忌,“其实感觉她的帖文都很温和个人,但普通市民眼看这些案例,会更难捉摸当局那把尺”。身为基督徒的他以往会参加六四祈祷会,但今年已几乎找不到相关主题聚会,他只好个人祷告纪念这一天。

陈老师(化名)从前曾经带学生参加维园集会,现在他说要在校内教育学生六四史实的难度和压力非常大,只能非常低调和委婉地进行,例如笼统地讲述八九民运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影响。“学校没有禁止教授特定内容,但绝大部分老师都感受到政府压力,而采取少说少错、不说不错的方针。”他指在这种态度下,难以培育学生的历史分析和判断力,不只对六四事件,其他史实亦然。

35年以后,这段历史于香港的下一代会如何被述说?陈老师向记者分享,今年在课上提及六四事件,班中的内地插班生很多都不知所谓何事,但偶而还是有本地学生热心讲解。他说:“显示虽然已经过了35年,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仍在香港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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