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女孩的狂欢节
2003年3月3日徒然在北德生活了好几年,天是鸽灰色的,海是黛蓝色的,素色衣装配衬着平淡的脸。突然间走入科隆的狂欢节,流光溢彩冲击着我的感官视觉。
早晨在地铁站等车的时候,就看见对面徘徊着一个恐怖的幽灵,凄凉惨白地象是刚从某处墓地钻出来。我开始试着调整心态,准备去面对平素最荒诞而在今天最正常的一切。
地铁缓缓进站,车上坐着一群兴高采烈的害虫,就是那些专爱啃菜叶,广告歌里“百敌灵”准备杀死的那些。当然也有更可爱的扮相:我旁边的一位小天使正呼悠悠地扇着翅膀。不过我很想提醒她,天使的翅膀应该是羽毛做的,而不是这么透明脆弱,好象本应是蚊蚋的双翼。我还看到了印地安善于算命的妇女、埃及法老勇猛的卫士,看来科隆不愧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可以找到世界各种文化背景里的颜面。我开始盘算如果明年还有机会来科隆,不妨扮一个京剧花旦,从衣冠到化妆,都有现成的行头可以摹仿。
走进德国之声的大楼,我想我可以暂时忘掉狂欢节。出乎意料的是看见很多同事象参加化妆舞会似的来上班。楼道里有人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既然音乐声时时打断我下笔的思路,不如趁机跑出去大喝啤酒、大嚼薯片。
午后的底楼还有更盛大的聚会和表演。我在浓妆重彩的人流里穿来穿去,忽然觉得自己一如平常的衣饰是那么轧眼。“你站在桥头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想一想其实也怪没趣。
下午埋头继续赶稿。在因特网里流连忘返地忽略了时间,走出办公大楼时已是沉沉的暮霭。夜,烘托出几分诡秘,让白天尽情狂欢的人生出几分疲倦。我发觉我轻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狂欢节夜晚的交通状态。
记得还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我曾经挤过沙丁鱼罐头式的公共汽车,想不到今晚竟要恶梦重温一场。车站两边全是奇装异服的人群,他们白天分散在各个街区,晚上却要试图挤进同一辆车里。狂欢节之夜的公车大概也可以不守常规,随心所欲。当它不负重荷、姗姗来迟的时候,能够加载的乘客数量实在有限。然而众人还是满怀希望地冲上前去,恨不得将车皮挤出弹性。我好歹是被连推带搡地弄进车里,只觉得四面夹击,再也没有任何的活动余地。
前方是一个着工装的壮小伙,他光秃并着色的后脑勺成了我一路都要被迫欣赏的画面。那种过分耀目的明黄夹杂着黑斑,让我想到一只正在发霉的玉米棒。左侧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巫婆,她过于高耸的鹰钩鼻子时不时地碰触着我的发梢。右边的人好高,我只好仰其鼻息,时刻感受她呼出的热气。
好不容易捱到了站,可是回家的路才走完一半。转车时我可没那么运气,干脆退出战营,袖手旁观着这场好戏。车,其实早已满了,可是堵在门口的人仍在责怪车内的乘客没有齐心协力地一起挤;车里的人说下一辆车马上到了,不要再做这样无谓的努力。要走的走不了,要上的上不去,情况陷入了僵局。留守站台穿长袍的神父用他传教式的口才劝导大家万众一心,创造奇迹。好在人体多少有些弹性,于是车门边的花狸鼠终于迈上了决定性的一步,只剩一条毛茸茸的尾巴还拖在外面。“嗨,你的尾巴!”有人大叫着提醒。他急忙象露出马脚的狐狸一般掖藏起那件物事。“啪”地一声,车门关闭了,车子开动了,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喝采。
我还留候在寂寞的站边,笑看闹剧演变成喜剧。没有演员的快乐却有观众的快乐,这就是我的狂欢节。
(亚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