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四起罢免案：台湾民主民粹一线间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1月9日将举行两场区域性的投票活动，一场是无党籍立委林昶佐的罢免投票，另一场，则是早前因另一个罢免投票而举行的立法委员缺额补选。住在该区的选民，若加上公民投票，不到三个月就投了三次票。当地里长陈美香忍不住抱怨：“一直投票，劳财伤民真的太辛苦了”。

细数过去台湾经连署成立的罢免案，从2020年至2022年就有高达14件，数量是近年之最，而因罢免案通过而离开政治舞台的人，则有前立法委员陈柏惟、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和宜兰中华村前村长许正东，更早前，曾代表国民党竞选总统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因罢免投票黯然下台。

陈美香向德国之声表示，罢免、补选和公投不仅投票日当天需要派人负责选务工作，投票前还需要印制选举公报等许多行政作业。 “有罢免就有补选，若当选了就好好做到任期结束，下一届再重新选人，搞那么多选举，真的很辛苦，”陈美香转述里民的心声。

政党恶斗的工具

过去，台湾因罢免门槛过高因此很难通过，经过多次修法将门槛逐渐降低，2016年最后一次修法后，同意票数大于不同意票数，且同意票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就算通过。

罢免是民主社会的四权（选举、罢免、 创制、复决）之一，在学界眼中，最少被运用。台湾《宪法》称，罢免能使民选公职人员自我警惕，并具有监督及汰换不适任之民选公职人员的功能，“可使政治以民意为依归，落实真正的民主政治”，但在真正实施时，往往引起台湾社会对立与仇恨。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有忠解释，罢免仅是辅助或修补的机制，是一个逼不得已才用的制度，也就是“问题严重到无法通过下次选举修正时”才用。然而，罢免在台湾却成为人民的喜好之争，遭政党拿来进行政治动员，反而对民主造成伤害。

他说，台湾现在罢免的理由千奇百怪，不是在于合不合适，而是在于喜不喜欢，但“你不喜欢他，可以在下次选举的时候把他换下来，而不是因为不喜欢，就让他做一年后下台。”这就失去掉罢免是“非做不可的修补性”做用。

沈有忠向德国之声表示，在英国，罢免与否是法律问题，因其罢免的对象仅限于违反法律及国会纪律，且情节严重的国会议员，但罢免在台湾却成了政治问题。他说：“台湾是用政治理由决定罢免与否，这会变成有情绪性、针对性和工具性的罢免案。”

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杨泰顺则直言，他反对罢免制度，并称罢免制度已被政党用来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他向德国之声说：“罢免是为制造了政党恶斗的机会，以前的罢免很难通过，修法后通过率高，可以预测未来罢免案会不时出现。”

他也举例，西方的罢免制度适用在基层，对政治稳定伤害不大，但台湾太小，因此常有罢免案对政治稳定性有很大伤害。

杨泰顺指出，罢免制度原本应该是要由人民自愿发起，但从过去经验看来，都是政党在背后操弄，“你弄我的当选人，我下次搞你的当选人”，罢免变成新型态的政党恶斗，也是民粹的一种。

沈有忠也认为，过多的罢免投票是在消耗社会量能，因为罢免投票前，发起的一方会宣传对方的不好，因此“仇恨的动员会容易造成激化”，这和一般选举相对会看政见，讲自己的好很不一样，特别是“罢免投票没有比较，只有一个候选人”。

挤压小党声音

台湾目前遭罢免通过的立委只有台湾基进党籍的陈柏惟。他本来是基进党在立法院的唯一立委，最后却也成为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立委。学界担忧，小党的民意代表可能成为罢免制度下的牺牲者。

沈有忠指出，台湾民意代表的罢免案，都是针对小党或是无党籍的人，“发起人是挑选容易通过的人来操作”。除了陈柏惟，另一名1月9日将举行罢免投票则是无党籍的林昶佐。

沈有忠续指，台湾选举制度已经对小党不利，罢免又被大党用来针对小党的民意代表，很容易使得多元声音被抹煞。他说，罢免其实是一个“负向的选举制度”，它造成的伤害，比起修补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还要更高，抹差社会里面的多元声音就是其中之。

他强调，“小党就是小和少数，但不能因为小，就用罢免的方式牺牲他在社会中的代表性”，他担心，若频繁使用罢免制度，就会回归到两大党（民意代表），这对于民主社会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杨泰顺也表示，小党的民意代表也有可能因担心被大党的支持者罢免而依附在大党下，这会强化国、民两大党的势力。

基进党籍立委陈柏惟去年底遭罢免后，台中第二选区的补选就是由国民党、民进党各自推派候选人参加，民进党推派林静仪参选，国民党则由颜宽恒代表。

杨泰顺更担忧的是，“未来很多民意代表可能因为担心被罢免，而不敢勇于提出诉求，并顾虑其诉求可能引起的反弹”。

滥用罢免制度

学界普遍认为，未来罢免案会越来越多，沈有忠说，因为网路广泛传播，同温层效应和动员能力越来越坚定。过去，罢免门槛较高时较难通过，现在罢免变成可以实践的工具时，就会有越来越多人使用它，不过未来罢免通过率若降低，相关提案也可能会渐渐减少。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王业立认为，台湾的罢免制度尚未完善，因此应该重新讨论门槛和规范。他向德国之声说：“罢免免不了就会有政党对立，因此应该提高罢免门槛，使罢免案不会那么多。”

然而改变罢免制度在现今台湾社会却相当困难。沈有忠就指出，任一执政党若提高门槛，可能会遭质疑是党内有人被罢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修改。

“台湾社会应该冷静下来后去思考罢免对于民主的伤害，如果调整后帮助仍较少，伤害较大，倒不如就不要罢免制度了，”沈有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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