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十卷中国文学史主编顾彬

顾彬（Wolfgang-Kubin）于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策勒市。大学期间，顾彬曾主攻神学。1967年至1973年，顾彬于波鸿大学专攻汉学、哲学、日尔曼语言文学和日本学。1973年获波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从1985年起执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另外，顾彬还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东方向”杂志和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袖珍汉学”杂志。他从1988年起编撰10卷中国文学史。顾彬因其在学术研究、翻译和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多次获奖，并在美国及中国等多所大学获荣誉教授头衔。奖项包括1998年至1999年中国“作家”杂志颁发的文学评论奖；2002年度德国读书会文学奖等。

抢先中国学者，编撰10卷中国文学史

德国之声：顾彬教授，您于1988年开始编撰的10卷“中国文学史”堪称世上唯一一部具有通史意义的中国文学史。请问，具有通史意义意味着什么，是将文化，社会及文学评论部分都编入其中的意思吗？它与中国自己出版的文学史又有什么不同？

顾彬：由我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是不是目前世界最大规模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本人估计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一共编写10卷。我们的文学史与其它中国文学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把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分得很清楚。我们不可能把商周到清末的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混在一起。我们并非根据朝代来编写中国文学史，而是根据题材进行划分。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由您负责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从题材划分角度来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顾彬：按照题材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方法只有我们一家。

德国之声：华东师范大学正在将这套尚未完全出版的德文版中国文学史译成中文。您不认为，在再次翻译的过程中会出现更多的的问题吗？

顾彬：在翻译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失误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当代文学边缘化

德国之声：您不看好中国当代文学，所谓的“顾彬事件”（您认为棉棉和卫慧的作品是垃圾。）曾在中国文学界和媒体引起不小的反响。但也有不少中国人，包括文学评论家和业内专家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边缘化的问题的确存在。中国文坛目前的处境是：40岁以上的作家似乎江郎才尽，基本写不出好的作品，比如中国女评论家残雪就批评王蒙的自传性作品用圆滑、世故的传统哲学毒化青年。善于描写小市民的王安忆也没有新的拔高；80后写手的作品虽语言活泼，有一定的可读性，但只写自己的生活和趣味追求，娱乐自己，同时娱乐受者大众。可以说，他们没有后劲，没有根。您认为，中国文坛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是否只有依靠国家的支持？

顾彬：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我知道王安忆的问题在哪里。她总用一个模式来创造。要读就读她80年代的作品，90年代的作品可以不看。虽然有些变化，但变化不大，让人觉得她的作品都是一样的。王蒙在80年代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但从90年代末起，几乎已写不出新的东西。可以这么说，80年代时，王蒙可以代表中国，他有自己的声音，所以不少德国读者，不少对中国感兴趣的德国人都喜欢通过王蒙的小说了解中国。但是到了90年代末以后，他的声音基本消失了。

中国需要敢言之士

德国之声：原因是什么呢？

顾彬：中国需要敢于公开讲话的人，跟德国的知识分子、德国作家一样。我们有不少年纪较大的作家，如果他们认为德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存有问题的话，他们就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怕别人骂他们。中国却缺少这样的人。

德国之声：为什么德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中国就没有呢？其实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勇士。

顾彬：49年以前有过，宋朝也有过，但现在没有。这跟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经常受到批判，他们的勇敢精神严重受挫。

作家需忍受寂寞

德国之声：中国将成为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宾国。您是介绍中国文化的权威，您翻译了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您认为，中国应将怎样的图书介绍给世界读者？哪类著作会受到德国人的喜欢？

顾彬：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可以说，中国文学在德国没有什么地位，其在德国的读者群不大。这跟中国92年以后的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9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衷于赚钱。他们觉得钱比思想，比灵魂更为重要。所以可以说，在92年以前，不少中国人喜欢思考，喜欢反思。但在92年以后，很少有人会对社会、国家进行思考。人们生活的目的大多是多赚钱，少思考，少反思。

德国不可能出现于丹

德国之声：您如何看待当下走红的解说论语的于丹现象？您认为，这种做法会被德国人接受吗？

顾彬：德国可能没有于丹之类的人。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我们的圣经于500年前被翻译过来。现在德国普通读者会有阅读上的困难。虽然是德文版的，但如果不是专家的话，根本无法读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学者觉得应该简化德文版的圣经。最近还有人提出将圣经翻译成老百姓的语言。我本人觉得这种想法很有问题。因为马丁－路德的德文水平非常高，而且同时掌握拉丁文，古代希腊文和希伯莱文等等。但是现在有多种语言背景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他们没有认识到，最时髦的德语已没有了马丁－路德译本中保留的欧洲古代哲学成份。

文学不应等同于大众娱乐品

德国之声：不知道您近来是否注意到“大话红楼”一事在中国媒体引起的讨论。民族出版社为一本“大话红楼”向出版局提出“选题申请”，意在将古典小说改写成当前娱乐大众的逗乐书：宝玉性骚扰黛玉；宝钗有外遇、黛玉成二奶等等。假设有人将歌德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改写成强奸犯，您认为，这在德国可以想象吗？

顾彬：不大可能。对我来说，文学不应该变成娱乐品。文学作品不一定要给读者带来娱乐。所以当我开始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时，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便是一个作家应该是寂寞的，如果他无法忍受寂寞的话，那么他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而好的作品不可能吸引所有的读者。比如我少年时喜欢的作家，现在就看得比较小了，甚至根本不看。而少年时代不喜欢的作家，现在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爱好，对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选择。

情之深责之切

德国之声：您是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您一再强调以世界标准衡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答案令您感到不满意，那么您所说的世界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标准？

顾彬：不少中国作家是业余作家，他们没有把写作当成一种工作或一个专业。他们随便写。不少中国作家3个月内就能写完一部小说。你不妨问一位德国的中等作家，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一部小说的创作。虽然他从早到晚忙于写作，但一年之内也就能写完一百页，因为他需要不断地修改。这说明，德国作家，无论是名作家，还是中等作家，他们都对语言水平有一定的要求，觉得对语言水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语言是最重要的。但中国作家中除了一批诗人之外大多觉得语言只是工具而已。

德国之声：您曾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您认为，棉棉和卫慧的作品是垃圾，也由此在中国媒体和文学界引发了所谓的“顾彬事件”。您认为，“情之深－责之切”这句话适用于您吗？

顾彬：我知道有不少人在评论我，这些评论经常令我非常尴尬。因为在写中国20世纪文学史时，我开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49年以后的文学产生怀疑。但我不知道自己的怀疑是否有基础。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在中国公开谈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垃圾问题，希望有人能说服我。但我基本上没有碰到一个能让我消除这种怀疑。所以在公开就此议题展开辩论时，我自己也觉得越来越孤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多的质疑。

德国之声：但在这个问题上与您持同一观点的可不在少数。

顾彬：太多人同意我的观点了。但我也说过，一个学者不应代表主流。他应该是少数的。现在这么多中国人都同意我的观点，让我觉得自己有问题了。

德国之声：目前在德国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侧重实用，对古典文学，对文学理论研究感兴趣的人凤毛麟角，中国的外语教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您觉得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所无法避免的问题吗？

顾彬：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需要翻译家，口译人员，不少年轻人认为在德国不一定会有前途，所以他们学中文，希望以后能去中国发财。

德国之声：但如果翻译经典文学著作，翻译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没有这方面的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的。

顾彬：学现代汉语的学生大多希望今后搞口译。80、90年代，我培养了不少搞笔译的学生。但只有一两三个能靠笔译过日子。另外，做笔译比做口译困难得多。因为搞笔译也涉及德语水平，搞口译则问题不大。如果将一部中国作品译成德语就需要很好的德语功底。德语水平不好就会遭到出版社的拒绝。不少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发现搞笔译实在不易。

一首唐诗改变人生选择

德国之声：您在大学期间曾主攻神学，一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的唐诗改变了您原有的计划，从此踏上了学汉学，教汉学的不归路。请问，是怎样的机遇使一位远在德国的年轻人能接触到唐诗？

顾彬：我很早开始写作，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从62、63年就起开始创作了。原来我一直想当作家。66年我在大学学神学期间依旧继续写作。那时，学校里的一批年轻人都觉得德国文学问题不少。所以我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英国、美国和中国。我从一位年轻作家那里读到从英语翻成德语的李白诗篇。我被李白的诗句深深吸引。所以我从67、68年起开始学汉语。

德国之声：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的德国，很少有人学汉语，因为学了也没有前途。您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今后生存问题吗？

顾彬：我在作出选择时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不为生存强迫自己。

德国之声：但您至少要考虑自己今后如何生存呀。

顾彬：我当时坚信，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学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那时很多人都对我说，学汉语找不到工作。但我觉得我肯定能找到工作，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留恋中国80年代的文化氛围

德国之声：从那儿以后，您频繁地奔波于德中之间，翻译了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是中国数十年巨大变化的见证人。请问，您怎样看待中国文学作品在德国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巨变呢？

顾彬：这个问题要从89年以前来回答。那时德国举办了汉学日，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日。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希望能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了解中国。那时，我们都觉得中国作家非常勇敢。

德国之声：80年代的确出现了一批有理想的作家，也出现了关怀社会的活跃思潮，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在现在的文学中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顾彬：是，我也觉得当时的那批人敢说，比如张洁、张抗抗、北岛、顾城、杨炼，当然也包括王蒙在内。虽然他们那时都受到批评，但依旧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89年以后，中国的文化气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可以说，80年代有很浓的文化气氛。对我来说，中国80年代是一个太有意思的年代。到处都有人想与你交谈，谈中国的过去，中国的未来。无论跟谁在一起，在大学，还是在学校，交谈都非常有意思。但90年代以后，就很少能碰到这样的情况了。比如我2000年在上海教书时就觉得非常孤独。没有人有时间与我见面。我在上海的所有朋友都忙着赚钱。上课时，我发现不少学生在睡觉，因为他们夜里也忙着赚钱。所有在上海的一个月，我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在8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德国之声：今年8月底，9月初，中国将举办大型活动－“德国在中国”，您也参加这项活动吗？

顾彬：不参加，到目前为止，没有人问过我是否参加这项活动。我9月份在四川成都教学，所以即便有人邀请我，我也没有办法去。

欣赏强女性

德国之声：您的夫人是中国人，“德中”婚姻看似浪漫，但实则不易。您的体会呢？

顾彬：我可以这么回答你的问题，我妻子觉得我非常保守，她总说我是个中国农民。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女性。

德国之声：尽管如此，您的婚姻关系没有发生破裂。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顾彬：我的妻子非常强，她敢说，跟中国作家不一样。另外她什么都不怕。我需要一个强者。如果她觉得她应该说，她就说。如果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或那样做，我总是反复思考要不要说，所以对她来说我是个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