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想得好和做得好距离有多远

德国之声： 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做出判断，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表述的内含是什么？

沈凌：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早就做出了。（经济）增速的下降意味着中国更注重经济质量的内含。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但是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一个国家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或者说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门槛水平。那么从数量上来看已经基本满足了，就如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基本一致，普通人普遍不愁吃穿，数量上都可以满足了。但是各个领域里面，不单纯是个人消费领域，另外工业制成品，质量都存在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更加注重质量内含。

学界这次很关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的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循环的概念，这也是和高质量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增长中数量的增长很快，但是某几个高尖端技术产品或者生产环节被卡住了。所以希望现在在这些方面能有所突破。

德国之声：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降速是以往的模式已经无法继续带动增速还是政府主导主动降速的结果？

 沈凌：任何发展都是有代价的。中国以前以追求数量为目的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以牺牲环境和造成分配高度不均为代价的，牺牲了社会的稳定和环境。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数量上的需求不再明显。例如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衣服穿，不需要更多的吃的东西，但是我们对社会的稳定，对环境的质量更加注重了。

德国之声：中国经济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了吗？还是从不同层次还是存在差别的？

沈凌：对，不同地区肯定处于不同阶段。中国东中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当大。东部沿海一线城市已经不是处于发达国家的门槛了，而是早就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早就超过2万美元。但是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的人均GDP只有4000、5000美元。所以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肯定不一样。但是从一个国家来讲，我们现在更注重环境质量，即便是可能本来应该仍处于追求数量阶段的中西部地区，所以也许可以通过东部反哺西部的办法，也可以让西部的发展的过程中更注重环境保护，也就不需要重走东部的老路。

德国之声：这么看的话，中国的中西部直接跳跃了一个阶段，直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这些地区能够找到合适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吗？

沈凌：这个是一种挑战。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里面我们可以幻想发展战略很好，但是最终是否能做到呢？这个就不一定了。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同样是中西部地区，但是不同的省份、市县，发展的质量完全不一样。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不再谈东西问题，而是变成南北问题。因为大家发现，都是西部地区，但是西南地区，例如四川和贵州，也比西北地区的发展要好得多。这可能和地方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德国之声：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哪些？

沈凌： 我想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最大的困难就是高精尖技术的缺失。以前可能过于强调全球化，而忽略了全球化的风险。现在在美中贸易纠纷中就暴露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对一些关键技术的掌握是非常弱的。当然这和中国的发展阶段也有关系。整体来说中国人均GDP只有1万多美元。世界上200多个国家，比较来看，人均GDP1万多美元的经济体很少有能掌握高精尖技术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另外从需求来讲，也不得不考虑对环保和环境以及社会稳定的需求。这些都会形成巨大的挑战。以前是适应低人均收入水平注重数量的发展战略，政府的管理能力未必能适用于现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例如之前谈到的人均收入差异。人均收入差异其实背后代表着社会稳定和社会管理的要求。以前地方政府更多做的是招商引资，表现出非常强的能力，但是能不能很好地管理这个社会，使得这个社会更稳定，缓解阶层差异，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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