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不会将我们现在看到的看作是唯一的现实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之声：为什么会参加这次书展活动？

韩丽珠：法兰克福书展希望邀请香港的作家参与"文学与政治"话题的讨论，他们找到了我。接到邀请是在7月初，恰逢6月9日发生了"反送中"大游行，而运动在7月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因此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正合适。我希望表达的是，对于一个香港的写作者，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有怎样的挣扎，我很想将我的想法带出去。

这次的事件为什么对写作的人影响这么大？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言论自由。而作为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一个作家，言论自由非常重要，免于恐惧的自由。虽然反送中的条例现在已经完全取消了，但其他问题，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还是会让我们落入那种恐惧之中，包括警察滥暴的问题，滥用暴力和滥用拘捕的问题。2014年的雨伞运动是一次失败的公民抗命。雨伞运动后，我们积压了许多年无助的情绪：很多人被秋后算账，很多立法会议员被DQ（disqualification, 褫夺资格），我们积聚了许多无助、愤怒的情绪。而藉着这次反送中，其实这是一次社会的觉醒，意识到原来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而我想将这种声音带到香港以外的地方。

德国之声：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觉得这次反送中运动对你有什么影响？

韩丽珠：首先，文学是关于生活的一切，而政治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在这四个多月以来，我的头脑无法从事件中抽离，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沉浸在一种很深的情绪之中，而且香港的情况，每天都变得比之前更荒谬。每一天的状况都不同，每天起床，我都会看看手机，看看新闻，这些新闻都会吓到我，因为那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香港。它变得很快，可以说是堕落得很快。

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不会将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看作是唯一的现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对这次政治所引起的社会的动荡觉得很绝望，但我并不认为完全绝望。当然，身边有很多很恐怖、很残忍的事情正在发生，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知道这个现实并不是唯一的实相。实相有许多方面。还有一方面，我们之所以会创造了今天的现实，是因为这是我们很多香港人共同的心念所创造的。心里有什么，就会反映到世界中。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我认为是"业"，因果业报的业。是我们之前做了许多，所以现在结了果，而我们现在要共同面对这个结果。

德国之声：听起来很佛，也很玄。

韩丽珠：似乎只能从这个角度才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出路。因为如果不给自己想一个出路的话，那我们就会被那种仇恨和愤怒所埋没。每天都有很悲惨的事发生，例如示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一些被迫流亡到其他国家，有三个人失去了眼睛，其中一个是印尼的记者，很多女性示威者被性侵，在警署里被性侵，很多人受了很多的伤害，很多人自杀，很多的神秘死亡事件，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但警察不去调查。我们社会的现状，每天都很恐怖。所以，我只能将这个现实不去看作是唯一的现实，从而我可以看得更清楚。

德国之声：反送中运动的这几个月时间里，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韩丽珠：我写了很多文章，主要是专栏和诗。在日报的专栏，每星期更新三篇；周刊的专栏，每两个星期更新一篇；另外还有文学网站的专栏，每月更新一篇。除此以外，我每星期也会写关于抗争的稿子。其实我的本职工作是写小说，但目前的写作都很零碎，还没能完成一篇小说。写小说需要一些距离，需要很冷静，不能让许多情绪掩盖了自己。但这几个月有很多情绪，而且现实很不安定，所以也无法在一个很安定的状态去写小说。

所以主要是体验。一个写作的人，其实并非24小时都在写作。一部分时间，他需要去体验。所以有时候我会上街，去行动的现场。其实我知道我能做的不多，因为我很难走得很前；但因为我有作家的身份，我需要去看，去见证事件如何发生。看完之后，我可能未必马上能将它写出来，但我要去感受所有人的情绪，所有人的能量，这件事如何发展；我要将自己置身其中。

德国之声：在书展的活动中，你提到语言刺激了你的想象，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韩丽珠：在香港有三种语言：两种书面语言，三种口头语言。口头语言是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生活上用广东话沟通。除非见到外人，否则我们不会用英语或者普通话。写下来的语言是书面语，用的却不是广东话。而我想事情的时候，我不一定用广东话去思考。可能也是由于殖民地时期的影响，我们写email的时候通常会用英文，我们生活中的语言夹杂着许多英文。
一种语言，它带着全套的文化价值、价值观和背后的情绪，语言里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完全会影响香港人所写出来的内容。
语言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我写作的时候，并不是“我手写我心”。但正因为这样，所以每次落笔写作的时候，我必须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给小说的世界，所以小说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
因为语言离我的日常生活很遥远，所以小说中的世界就如同一个洞，我可以藏身其中。在小说的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发生。当然，它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世界，而是从另一个入口进入到现实。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是为了要凿穿现实生活里许多的谎言。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基于礼貌，基于社会规范，其实我们不断说出许多谎言和隐瞒，否则的话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很恐怖。而小说的世界其实是将真相还原出来，通过虚构和想象。

德国之声：书展的活动中还提到，你的想象还来源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可以解释一下吗？

韩丽珠：我想说的是《风筝家族》这本书，其中包含六个短篇，相互之间有关联。
其中一个同名短篇，叫《风筝家族》，讲述的是三个女性的故事：妈妈、阿姨和女儿。这个家族有一种病，家族中的女性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肥胖，身体甚至长到和房子一样大，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而当身体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她们会肥胖致死。故事的主角，家族中的女儿，身体却出奇地瘦，瘦到能飞走。阿姨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美，因此得到很多事业上的好处，和很多男性在一起。然而，人到中年，她变得越来越胖，直至到失去了前半生得到的所有。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女性身体的变化而讲述的。
另外还有一个短篇故事，叫《感冒志》。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城市，里面的人患了一场严重的感冒。当他们在医院中醒来的时候，政府让他们出院，但不可以回到原来的家庭中，而是被分配了新的家人：假的弟弟，假的父母，假的丈夫，全部都是陌生人。在新的家庭里，他们要重新适应。为什么要分配新的家人呢？政府的解释是：这次严重的感冒，起因正是人们不肯进入家庭生活。孤独容易致病，所以你们不准再孤独。孤独是带菌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进入家庭。
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都要进入家庭的体系？为什么我们没有孤独的自由？原因是社会控制个人，其中一种手段就是通过家庭的架构。当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例如父亲、儿子、母亲，当你需要用很多精力去建立你的家庭的时候，你就不再有精力去思考，你到底是谁，你不会再去想你自己的身份。当你没有空间去思考自己身份的时候，你也不会去反抗。这对社会很有利，也很安全。这是我十年前写的小说。
我最新的一篇长篇小说叫《空脸》。故事中一个城市的所有人都要强制接受整容手术，要整成一张符合社会规范的脸，才能拿到身份证继续生活。这个故事也是关于身体的变异，以及当权者如何要求改变你的身体以符合要求。

德国之声：后两者看起来相当政治。

韩丽珠：有，但其实我不会说这是政治。因为文学、小说和生活很有关，而我们的生活里又充满了各色的政治，例如我们会被操控，或者我们会操控他人而不自知。我觉得我的小说，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包含了很多角力。在一个家庭里，只要这个家庭有三个人或以上，那么这个家庭里就有政治角力。

德国之声：难怪你被称为“香港的卡夫卡”。

韩丽珠：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是我，而不是其他人。想象丰富并不就是卡夫卡。我觉得每个写作的人都是不同的。我们有时候需要将作者归类，是因为我们对他并不熟悉，所以归类后觉得能够更容易理解。但其实这种归类会削减他的想象力，或者削减他对其他人的理解能力，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很独特。而且，在文学里有一种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些很细微的分别，这是最重要的。

 

采访记者： Guang 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