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柱铭：国际有道德义务替香港人民发声

德国之声：您认为香港警方4月18日对多名泛民派人士进行的大抓捕背后有任何政治意涵吗？

李柱铭：毫无疑问的，这整起事件背后有着更深一层的政治意涵。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完全改变了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理念。当年，邓小平答应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如果她在1997年7月1日让香港丶九龙与新界都回归中国的话，中国政府将不会直接治理香港，而是让香港人来自己治理香港。

当时，邓小平许下了“港人治港”丶“高度自治”与“五十年不变”这三点承诺。然而在2014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重申北京中央政府拥有香港“全面自治权”，和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力。北京这个说法完全推翻了邓小平当年的承诺，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是想要制定新的香港政策。英国政府怎麽能容许中国这麽做呢？

实际上，国际社会是有权利对中国违反了一国两制的承诺做出评论的。当初在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后，许多外国政府都出面表态支持。当时我对此感到讶异，因为这份声明是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所签的协议。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大批香港人移民，便积极的游说各国政府表态支持《联合声明》。

所以很明显的，这些政府有道德上的义务要替香港人民发声，毕竟这是一份他们当初都出面支持的国际协议。如果国际社会让中国政府轻易的便摧毁了一项重要的国际协议，那麽未来谁还能保证中国政府不会再次毁坏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国际协议呢？

德国之声：您在1980年参与了基本法的制定过程。然而，过去二十多年来，香港的基本法面临了许多挑战。在您眼中，香港基本法面临哪些重大的挑战？

李柱铭：基本法是由许多重要元素所组成的一个法律。邓小平当初一开始提出一国两制的想法时，我认为要实践这个治理模式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中国与香港之间的实力差距，这个模式在实际执行上会面临许多挑战。

一国两制的实践包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实践真普选以及确保北京中央政府不会干涉香港事务。真普选的意思是让香港人民能够真正选出自己的特首以及立法会议员。因为透过真普选选出来的政治代表在香港与北京中央政府立场不同时，会记得为了不要在下一届选举落败，他们必须捍卫香港的利益。

而确保中央政府不会干涉香港事务，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与香港的关系中，是拥有更多影响力与权力的一方。虽然当年中国政府在回归前承诺会让香港实行真普选，但是自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中国政府便不断的延后实行真普选。香港回归至今已23年，但是我们仍不知道何时才能落实真普选。中国政府早已忘了这个承诺，他们现在也不想在香港落实真普选。

中国政府现在完全透过中联办来治理香港。这次的新冠疫情便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当武汉宣布封城时，香港仍持续让中国人民从内地进入香港。香港人民原本预期武汉宣布封城后，林郑月娥会宣布暂时禁止中国人从内地各处进入香港。但她却拒绝这麽做，而这个决定也迫使香港的医护人员在疫情初期进行了短暂的罢工。她在医护人员进行罢工后，才勉强关闭部分内地人民进入香港的渠道。

港府直到疫情爆发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宣布所有从内地进入香港的人都必须进行14天的隔离。但在这段期间，早就有许多人从中国内地进入香港。这个事件再次突显她无法替香港人民做决策，因为真正替香港人民决策的是中国政府。从这个事情就可以明显看出一国两制方案已不可行，因为香港人民无法依靠政府来保障他们的权益。他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来保障自身的权益，这也是为何香港在这次的新冠疫情中，能够将疫情控制住的主要原因。

德国之声：港府在周日清晨发布新闻稿，称中联办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称“中央各部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机构”。您认为外界应该如何解读港府的说法？

李柱铭：基本法第22条是个非常重要的法条，因为它明文规定中央各部门在香港设立的机构不得干涉香港事务。这个法条是当初为了要防止大量香港人离开香港而特别制定的条文。照理来说，中联办也是中国中央政府根据基本法第22条在香港设立的机构，但是现在港府却出面表示中联办不是中央部门根据第22条在香港设立的机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请问中联办是个什麽样的机构？

港府的最新说词是，中联办是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设立的机构，而其主要的目的是监督香港事务。这个作法等于是刻意的将中联办独立出来，不让它受到基本法第22条的管制。

德国之声：自从去年香港爆发了“反送中”的示威行动后，我们目睹了不少香港年轻世代的愤怒与不满。在示威过程中，有些示威者开始采取比较暴力的示威手段。您能够认同香港年轻世代的做法吗？您认为在香港警察开始大规模抓捕泛民派人士的前提下，香港年轻世代还能透过哪些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李柱铭：我完全能理解香港年轻人为何愤怒。事实上，去年不少年轻人曾质疑为何我这个世代的香港人会选择支持《联合声明》与一国两制。我告诉他们，当中国与英国政府已针对相关的措施达成共识时，我这个世代的香港人还能做什麽？

如果我们当时向英国政府表明要独立的话，英国政府会因为惧怕中国而不同意让香港独立。难不成我们要发起革命吗？如果我们发起革命的话，中国便有可能派解放军进入香港。香港的年轻世代其实都能够理解我这个世代的香港人所面临的处境。

相对的，我也能完全理解他们的不满，因为中国政府确实没有实现当年邓小平做出的承诺。如果中国政府有遵守承诺，让香港实行真普选并不干预香港事务的话，所有人都会很高兴。然而，他们不但没在香港实行民主，甚至想直接控制香港政府。所以他们哪有资格将过错都推给香港年轻人呢？

如果我现在是大学生的话，我也有可能加入他们，所以我并不怪罪他们，但我永远会告诉他们，他们无法透过诉诸暴力来达到目的。香港人所拥有的优势是道德价值观与理性，而我们只能透过爱与和平才有可能达到真普选与停止中国政府继续干预香港事务。

我也相信大部分参与“反送中”示威的香港年轻人并不支持使用暴力。我希望从现在起，香港示威者能停止使用暴力，因为这种作法并不能替他们的民主诉求带来任何好处。反观，暴力只会让中国政府有理由将香港示威者称为恐怖份子，我们也会同时失去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德国之声：您接下来可能会因周六被逮补而面临相关的诉讼。您如何分析接下来事件的发展情势？

李柱铭：我宁愿与其他泛民人士一起被起诉，也不用独自一人奋斗。这麽多年来，我一直透过和平的方式来问责港府，但很显然的，这个做法并不管用。所以即便我反对暴力，我也不会抱怨某些使用暴力的香港年轻人，因为他们只是想尝试另一种方式来问责港府罢了。

如果港府最终决定起诉我的话，我愿意承担相关的后果，但我永远不会诉诸暴力。如果法院判我有罪的话，我愿意去坐牢，因为我相信正义是在我这一边的。如果中国政府实现了当年的承诺的话，香港也不会出现这麽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

相反的，如果中国能以如此荒谬的方式破坏一项国际协议的话，国际社会还能期待中国实现其他承诺吗？国际社会该做的，是持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他们实现当时对香港做出的承诺。在我眼中，香港在各国政府与中国交涉的过程中，仍然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

李柱铭是香港目前最资深的大律师，也是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他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也曾任多届立法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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