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峡工程的异议

首先，中国著名女记者，当年曾以反对三峡工程闻名于世的戴晴，怀疑官方如此大张旗鼓张扬工程完成到底有什么背景:“五月二十日大张旗鼓地庆祝，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五月二十日叫做大坝坝体右岸水泥浇灌完成，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阶段的完成。但他之所以这样大张旗鼓地在忽悠呢，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觉得现在三峡工程，李金华正在审计它，下面还要继续要靠三峡建设基金在全国人民用电的电费里面给它扣，是不是有一个造势的作用。”

对于戴晴来说，这个工程在国家政治建设层面上是值得怀疑的。但对于旅居德国多特蒙德市中国籍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说来，现在宣传大坝建设成就，必须放在另外背景上来条分缕析:“我们比较大坝到底是建成了还是没有建成，我们总要和1992年比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什么，你现在建成了什么。”

戴晴回忆当初批准三峡工程时的情形:“关于三峡工程的表决，本来是应该在1989年春天，那次的两会上表决。当时之所以赶紧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长江，长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要开人大了。开人大就要表决这个工程，可是很多对这个工程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科学家，工程师，他们的意见没有机会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赶着出了那本小书，并且把它发到了人大和政协上了。后来接着就是学生上街了，六四发生了。本来在1989年，国务院，当时李鹏是总理，姚依林是主管副总理。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的意见都很有道理，所以他们当时是姚依林出面宣布，五年之内，不要再谈三峡工程。”

事实上，三峡工程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现在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可以见仁见智。但三峡工程当初上马，的确是提前了至少三年。比较这个工程开始的提前，王维洛指出现在大坝工程宣布完成，却不过是个障眼法而已:“首先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升船机。根据1992年批准的三峡工程议案，提出了三峡工程大坝通航的构筑物，是由一个五级船闸和一个随之的升船机组成的。五级船闸现在大家都看见了，那么升船机在哪里呢，谁也没看见。他说的大坝工程全面完工，这个升船机没有完工。”

外行人可能不记得了。内行人都知道:保证长江这个中华民族的黄金水道畅行无阻，这不但是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要求，而且是当初中国交通部同意上马三峡工程的前提。而要满足这个前提，安装升船机，是必不可少的。

王维洛说：“当时预计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通过升船机越过大坝。中国当时计划应该是1997年建成这个升船机，因为他要用这个升船机来保证大坝建设时期，长江的通航。到了2006年的时候，这个升船机也没有建成。现在还没有影子呢。”

这位对三峡大坝了如指掌的工程师，一项一项例举官方不愿提到的事实，来说明三峡工程不但立意上，而且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种种重大失误，比如大坝蓄水能力:“大坝能蓄水的能力，是由大坝最低的那一块板来决定的。三峡大坝他说他全部建成了，是到了185米。但是五级升船机上面的门的高度是168米。所以说三峡哪怕你说你现在建成了，最高的蓄水位也只能蓄到165米。”

再比如官方一再声称的接近或超过世界水平的大坝浇筑质量: 王维洛认为：“坝体本身是不能让人放心的。1998年，三峡左岸在浇灌混凝土层的时候，使用了不合格的混凝土，出现了弱混凝土层。特别是三峡大坝的裂缝问题，那是2002年的时候，“南风窗”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揭露出来的。一共是八十多条裂缝，将近一半是在迎水面，将近四十条是在背水面。最长的，超过三十米;深有三米深。当时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很多工程师，特别是中国的院士们，就出来解释，说:裂缝不要紧。”

甚至中国最高级别的专家，也承认工程实现过程中出现最基本的原则失误:“张光斗教授，是三峡大坝初步设计审查的总负责人。他最后给三峡建设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根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的计算，三峡水库防洪的库容计算出错，没有原来计算的这么大。他又建议中央领导，千万不要告诉中国老百姓。现在对外宣布的三峡防洪库容，有221亿立方米，这个数据是错的。那么如果最主要的数据都错了话，其他也可能出错。”

其他出错的地方比如有防止地震和地质灾害问题: 王维洛说：“三峡工程完成报告时，报告里是这么说的:三峡库区库岸比较稳定，一共可能发生滑坡的地方是150处。等到三峡工程批准以后，现在报告上说的是什么呢？三峡水库可能发生滑坡的地方，是1500处，是原来论证报告的十倍。”

不管赞成还是反对三峡工程的人，都很担心战争对大坝的威胁。现在，中国官方不再强调大坝是否能够防止包括核弹袭击的能力，但作为反对派的专家，王维洛却提出这个安全问题，当年在作军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候，就是一个政治敏感度很高的问题，这么多年的建设，并没有改变这个敏感度。王维洛指出：“张爱萍将军和张震将军专门来研究大坝的安全问题，张爱萍将军当时作完这个研究，他的结论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无法保证三峡大坝的安全。中国朱成虎将军提出来，要用导弹，不惜放弃中国东半部，和人家拼个你死我活。其实朱成虎将军的这个理论，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当中，已经被用过一次了。这个理论的根据叫做极限战争。钱伟长先生在美国第一次打伊拉克的时候，打完以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搞三峡大坝，因为现代战争，中国的防空能力没有办法防这个。”

最后，王维洛谈到了环境问题:“张光斗给中央领导写报告的时候说:要处理三峡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三千亿人民币。而三峡工程后来更改过了的，提升了的造价是两千亿人民币。你造了一个两千亿的工程，你要用三千亿人民币来解决它所造成的水污染的问题，一般人就此可以看到这个工程的不合理性。”

一般中国人是否愿意或者能够看到工程的不合理，不得而知。但据女记者戴晴的回忆:1992年批准这个项目时，中国人大代表中看到这样不合理的人，却创下历史记录。“在这次会上，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有弃权的，有反对的。这个局面还是在另外一个背景下才形成的。在人大开会之前，中宣部组织各界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所谓地到三峡去视察，象人民日报和其他别的大报，一天接一天地发表赞颂工程的文章。在人大开会的时候，也有党员人民代表。党员人民代表还做了很多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支持这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