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令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公布后，一些“毛左”如丧考妣。最近几个月来毛氏话语盛行，他们本以为在此次全会上能够取得一个具有转折性的胜利，结果决议中仍然充斥着邓氏话语，市场化改革的调子高过以往任何时期。他们对《决定》非常失望，一向活跃的标志性人物至今对此不置一词。

有些自由派人士表示，前一段官方散布的的毛氏话语，只是忽悠“毛左”的政治烟雾弹，为了掩护在三中全会上顺利推出市场化改革的举措，是“挂羊头，卖狗肉”，或者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叫作“形左实右”。这种说法也是一种误导，因为中国的事情仅仅用“左右”来描述，已经说不清楚了。

习近平没有跳出“专政右派”邓小平的掌心

《决定》称：“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这与之前的“舆论斗争”、“占领阵地”、“亮剑”、打击大V，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9号文件、819讲话与《决定》是一个统一体，均是“专政右派”的本来面目。

笔者在几年前就指出，以专政与宪政、左与右为两个维度，可以划分四个政治派别：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宪政左派、宪政右派，毛时代是专政左派掌权，邓时代是专政右派掌权。不论“毛左”还是宪政左右派，都希望习近平能够开辟新时代，“毛左”希望回归毛时代，宪政派希望走向宪政民主转型时代。但是《决定》表明，习近平并没有走出邓时代的政治意志，当局仍然在继续坚持“专政右派”的那一套：一手是确保中共的专政地位，捍卫统治集团的政治垄断利益；另一手是在保证国有（即党有）企业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推行“改革开放”。

《决定》抛弃十二大和十三大

在《决定》及其《说明》中，并没有“毛左”所期待的“六十年”，反而强调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的“成就”、“成果”。其实，《决定》的作者没有资格讲“三十五年”，因为他们早已背离了这“三十五年”的“前十一年”，只是“后二十四年”的继承者。

在“前十一年”中共开过两次代表大会：十二大与十三大。十二大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和赵紫阳都说搞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曾在1980年提出过一个检验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可见上述“总任务”与普世价值是一致的。现在“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们，已经抛弃了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也就是抛弃了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

十三大提出的“全面改革”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着重点的，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党政分开”。而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及其《说明》中，都只有一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决定》说：“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用“协商民主”取代“选举民主”，实际上是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十三大政治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政治改革内容完全背道而驰。

《决定》前景还是“权贵资本主义”

从1949至1978年的“前三十年”早已成为历史，为之辩护者只是人群中的一个极少部分。现实中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积累下来的民怨，主要是由1978年以来的“三十五年”尤其是“后二十四年”所造成的。如果当局对于邓小平时代的“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与评价，人们对于《决定》所描绘的“改革开放”前景，是不可能感到乐观的。

作者：陈子明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陈子明，1952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周报》总经理。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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