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从芯片看中美之争谁能胜出？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去年开始表现越发自信。今年3月6日，他说，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同时，他还时常强调“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从战狼外交起始，中国官员使用这种自信甚至是傲慢言辞的频率，明显地在增加。当然，偶尔也会冒出极个别的决然不同的看法：原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不久坦言，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之中，中国仍然只处于第三梯队，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那么，中国与美国的力量对比到底如何，是本文想作的分析。

不成则败的十年

整体而言，在军事、技术、外交、制度、价值等范围内，中国与西方目前的关系早已是一种竞争关系，而竞争焦点最终还是聚集在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最近表示，中美实力前所未有接近，而2020年代对中国和美国而言都是不成则败（make or break）的关键时期，这对全球而言将是“危险的10年”。用拜登的话来说是中美正处于一种“极端竞争”状态，尽管这种竞争关系在某些领域很有可能演变成冲突，但客观上双方似乎都首先在考虑的是以占领技术高地来取胜。至于中国，技术至上甚至是技术拜金主义，更是在国家政策的设计中占了主导地位。当今举国创新运动，就是这种技术拜金主义的表现。 在美国，尽管不至于这样，但对竞争中的不确定性担忧不比中国少。

我们如果把这个技术竞争比作一场围棋比赛的话，那么，双方对整个棋局的设计以及打算走的每一步棋的布局，对能否最终在这场竞争中胜出，便成了关键。围棋是2500多年前在中国发明的，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体现人的战略与策略设计能力的棋类游戏，一直延续至今。围棋技巧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一是必须有全局观。全局观可以理解为“看轻局部小利，注重全局发展”。全局观也意味着，能在关键时刻，调动力量，攻克“堡垒”。 二是必须有远见。有远见的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会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预想好可能出现的结果并找出应对的手段，以达到最后目的。有远见也就要求在设计战略与策略的时候，把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而不是只盯着眼下的一霎间。

拜登最近对习近平作了一个评价，很值得研究中美关系的人琢磨思考：“他很聪明，也很强硬，…他的骨子里没有民主”。 首先从“聪明”（bright）和“强硬”(tough)说起。首先，笔者以为，拜登这里并没有类似特朗普的那种对中国领袖或朝鲜领袖莫名其妙的恭维，而是在谈他个人的印象，而实际上也就是在说明美国领导者认识到，竞争对手的能力不可低估，这也包括了不能忽视其技术竞争能力。至于“骨子里没有民主”不仅说明了价值观上中美领导阶层的不同，更是拜登对世界的警告：一旦中国占领技术高地，那么这将更有利于非民主的力量借助其技术来实行无忌的扩张。

记得去年十月，习近平主持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讨论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十四五，另一个是2035远景目标。从下围棋角度看，习把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并非偶然。至少这是一个迹象，就是中国政治精英努力地对自己的追求的目标尽量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来设计。也就是说，中方深知今后五年乃至十年是与西方马拉松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也是习近平打破常规，想留在宝座上亲自与美国一决的关键时期。2013年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所努力的目标就是超越美国。而客观上，习近平在去年设计的创新以及双循环政策，都是与美国技术竞争棋局中几个重要布局。

力量对比

客观地看，美中双方都有自己高人一筹的方面。先看一下中方的情况。

202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9.2%提高到14.5%。按市场汇率计算，与美国相比，中国经济规模已是美国的71.4%。2020年《财富》500强榜单上有124家中国企业，而美国仅有有121家。

中国拥有目前世界最大市场以及最大供应链。目前，通用汽车和大众汽车每年在中国销售的汽车数量都超过了在本国的销售量。

2018 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高达4万多亿美元，占世界的 30%。中国制造业在2004年超过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实现增加值40027亿美元，是制造业规模第二大国家美国的近两倍，规模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三大制造强国之和。但是中国的制造业“虚胖“症状明显：其制造业的利润率仅占全球的 2.6%，而美国占 12.2%。看各国企业的研发支出排名，就2019年的研发支出总金额而言，美国第一3477亿欧元，中国第二1188亿欧元，日本第三1149亿欧元；德国第四866亿欧元。但就2019年的研发支出增长速度来看，美国10.8%，欧盟5.6%，中国则比前两者都高，是21%。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WIPO），中国继2019年挤下美国、成为全球国际专利申请件数最多的国家后，2020年在这项科技创新重要指标上又明显扩大领先美国态势。中国去年共申请6万8720件专利居冠，比2019年增加16%。美国尽管去年申请的国际专利件数也较前年增加3%，但还是只达到5万9230件。当然，应该看到，专利有“发明”（invention）、“实用”（utility model）和“设计”(design)三类，第一类在难度方面比第二三类更大，价值也就更高。，而中国的专利多半在后两者。

当然应该承认，在某些领域，比如说5G， 美国是落后了。中国的华为连续第4年摘冠，去年共提出5464件PCT （The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申请；其次是韩国科技业巨头三星（Samsung）的3093件。美国芯片大厂高通（Qualcomm）则以2173件屈居第5。再则，根据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本月的一份报告，在人工智能相关期刊引用量上，中国最近超过了美国。

中国最致命的弱点是半导体，而且这个问题会继续存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以芯片为例：2020年中国芯片市场规模为1434亿美元，同比增长9%，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其中60%（860亿美元）是集成到电子产品中之后出口国外，另外40%（574亿美元）在集成到电子设备后在本土销售。全球市场2020年的规模为3957亿美元，中国市场占全球36.24%。但总体上来说，中国的芯片工业还是很弱的： 2020年中国大陆本土的芯片制造厂总共只生产了价值83亿美元的芯片，只占中国市场自身需求的5.9%，只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1%。

再看一下美国的技术能力：

首先，在制造业方面，比如在芯片制造方面，美国制造的芯片从1990年占全球37%，到现在只剩12%。面对着芯片供不应求状态，没有政府支持肯定无法对付这个局面。至于欧盟，自己制造的芯片占全球的总量则连10%都不到。当然，制造业量少，并不意味着质量比中国差。 这从美国企业的盈利规模（revenue）就能看出。总之，第一轮的大规模全球化后，美国已经深切意识到重新调整全球化的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研发的能力看，中国研发人员总量预计达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中国每年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的人数也是世界第一。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优势还是有目共睹的：全球约有2000个拔尖的自然科学家，而将近850名在美国，中国只有260名左右。剩余部分都主要分布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同时，美国对世界上的人材以及优秀学生的吸引程度中国是无法比的。当然，也应该看到，美国每年自己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的数量，有愈加趋少的趋势。而拜登下的政策，肯定要努力地扭转这个局面。

在基础研究方面，中国比美国也大为逊色。中国去年在基础研究方面支出为人民币1500亿元（约235亿美元）。相较之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去年的一份报告指出，2018年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达970亿美元，约占美国研发总支出的17%。

总之，笔者以为，杠杆的长的一头目前还是在美方手里。但即便这样，美方没有回家睡大觉的理由。如德国谚语所说“你的竞争对手是不睡觉的”。确实，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目前在技术竞争方面已经做出一定的决策，也许在不久后会有一系列明确的动作。

双方急速调整战略战术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

特朗普时期，“堵”是主要的策略。即从国家安全角度，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同时大幅扩充了美国外资审批表，重点审查27个核心高科技行业，严格限制中国公司并购国高新技术企业。并宣布将包括华为、海康威视在内的28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加入“实体清单”。最后，自2018年起，收缩中国赴美留学生签证，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机器人、数学、航空航天等关键自然科学技术。

拜登时期，尽管在有些方面略作调整，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特朗普的“堵”的战略。譬如，特朗普为了对抗中国科技威胁，制订一项有关技术采购及交易的规范，现任总统拜登政府打算不顾国内企业反对，于3月起实施。又如， 拜登的美国政府放宽了中芯国际在成熟制程设备及材料采购限制，但仅开放了14纳米以上的芯片制作设备的许可。由于美国先前将中芯国际列入出口禁令的实体清单后，主要就是限制10纳米以下先进制作发展，所以预期未来不会看到美国放宽10纳米以下先进制作禁令。虽然目前中芯国际有能力生产14纳米芯片，但成品率仍相当低，只有百分之十几。

实际上，拜登继承特朗普限制政策，也开始“传染”到了其他盟国。媒体报道称，今年二月，近200名分布在至少12所英国大学的英国学者，因涉嫌在不知情之下协助中国政府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遭到英国政府调查。同时，英国也在敏感的学科开始限制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参与。

针对目前全球芯片短缺可能对经济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美国总统拜登2月底下令展开100天的产业供应链审查。目前美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能够在全球范围扩大芯片产能；二是如何能够在美国扩大产能。拜登已经开始串联台湾、日本与韩国等伙伴，建立“较不依赖中国”供应链。 但美国也担心过分依赖台湾，会成为美国战略弱点。如果中国大陆武力并吞台湾，将获取台积电研发制造基地，等于让美国直接落败。就算中国不攻击台湾，美国从东亚采购近九成集成电路，暴露美国完全依赖外国生产尖端半导体的弱点。所以，美国鼓励台积电在美设厂 (台积电将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纳州设厂)，以此振兴美国半导体产业。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舒默(Chuck Schumer)已要求议员们基于早前的一项提议起草法案，应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该提议主张五年内投入1000亿美元，以刺激美国国内关键科技领域的研究，包括了从人工智能丶量子运算到半导体等领域。参议员们同时也考虑提供紧急资金以实施两党所支持的半导体计划，并纳入美国去年的《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当中。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将增长10.6%，同时一个十年行动规划也即将出笼。谷歌前CEO施密特（Eric Schmidt）目前是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的主席，更是称中国在5G领域领先美国10倍，认为“国家面临紧急状态”。同时，他深感“人工智能领军者”地位不保，呼吁国会投钱。

事实上，不仅是美国，欧洲也慢慢地开始重视半导体工业的发展。欧盟一项名为 “2030数字指南针”计划的目标就是在2030年前生产全球20%芯片。并在五年内自行打造首部量子计算机。

中国对时局的对应主要体现在从去年开始讨论的十四五规划草案中。与往年的五年计划不同的地方，今年的十四五规划草案还包括中国对2035年的远景目标。北京希望在今后5-10年，做到“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中国提出，今后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并规定，十四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要达到占GDP比重超过17%的目标。在芯片方面，北京希望到2025年实现本国使用的芯片达到70%国产。

根据草案，创新科技成今后5年重要战略。其中，将设立大湾区等4大国家科学中心。而在今后，将还会在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和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建立一批国家实验室。中国从2021年至2025年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在强调自主的同时，中国领导深知，没有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支撑，中国的创新并不能持久。为此，北京表示，今年将推出第五批重大外资项目，对这些项目给予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并将继续把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等领域作为扶植重大外资项目的主方向。总之，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吸引在高科技方面的外资的机会，因为，中国与美国的竞争，相当一部分是依赖着所谓的技术溢出。  

赢这盘棋的几个关键

个别西方特别是欧洲的观察家，似乎有点过分听信了中国雄心壮语，也太看重了中国市场的价值，而忽视了中国本身存在致命弱点。于是乎，出现了莫名其妙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在殴洲人那里显得更明显一些。这使得他们对赢得这盘棋，信心不足。至于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长处，很容易忽略或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以5G领域而言，实际上，中国自己确实有点进退两难。5G乃至人工智能是中国已经取得大幅领先的领域，甚至量子运算都有巨大潜力。但没有半导体尤其是没有高质量芯片，所有的这些都运转不起来。为此，北京已经制定了路线图，即给中国芯片和集成电路行业8到10年的时间来追赶甚至拉开西方竞争对手的距离，最终突破其垄断和美国的出口禁令。

但是，计划指令多，不等于问题得解决。这里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首先，半导体工业是一个人才、资金、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同时它也是一个按照摩尔定律快速迭代的产业，是一个全球化竞争的产业。中国完全可能会在今后5-10年有进步，但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国的芯片也肯定会在向前发展。

其次，中国芯片制造业在10年内追上台积电之说，笔者并不看好，设备及产业知识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攻克。除非，国外的企业帮助中国“弯道超车”。

最后，中国蜂拥式创新热潮，肯定会出现不少的洋相。从以前的假芯片发明，到现在的投资超千亿的中国大型芯片项目武汉弘芯烂尾，例子比比皆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的一份报吿指出，2020年到2021年，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多的新建或计划建设的芯片工厂。但到底有几家确实能开花结果，不妨拭目以待。

总之，这次以芯片之战起点的技术竞争，是完完全全的对中美两国领导精英智慧的检验 - 就如上述下围棋过程中的各种周密的布局能力一样。同时，也可以想象，来自中方的用非常规却又很隐蔽的手段获取信息和技术事件将增加。最后，如果说中国完全自主需要时间，美国的达到拜登设计的境界耗时也不会比较短，欧盟日本亦然。但是，显然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的盟友比中国不仅要多的多，而且也不弱。更不用说，美国本身也不差。当然，美国在这场竞争中千万不能打瞌睡，否则，被对手占领高地，就不足而怪的了。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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