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北京会做俄乌战争的调停人吗？
2022年3月14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发生后，西方及相关国家一直在进行外交斡旋，呼吁停火，实现和平。俄乌迄今也举行了三轮谈判，两国外长并在土耳其见面。但所有这些努力收效有限，于是中国被寄予了某种期待，希望能出面调停俄乌危机。比如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博雷利前不久表示，欧美均无法充当俄乌的调停人，只有中方能做到，中国必须发挥作用。
外界所以想到要中国做俄乌调停人，乃因中国的角色比较独特。一般而言，战争调停人至少对交战一方是要利益攸关的，能够影响对方的决策；同时它本身具有足够强的力量，让外界认为它有这个实力去调停。以此观之，中国似乎符合这场战争的调停人要求。
中俄虽不是“盟友”，但按中方的说法，两国是“上不封顶”的关系，胜似盟友。尤其在俄发动侵略战争而遭西方制裁陷入四面楚歌的当下，表面中立的中国对俄挺过制裁及战后经济恢复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作用。北京的停火建议如果在莫斯科认为对其自身安全不构成很大损害的前提下，也许会被它接受。因为在俄看来，卖给中国这个“面子”，以后是要中国回报的。另外，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也不坏，是后者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乌战后的重建或许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若中国的调停对乌主权也没重大损害，它应该不会反对北京做调停人。
再从中国看，假如通过调停让俄乌双方实现了停火，欧洲出现了一种新和平，将会被国际社会视为一场重大的外交和公关胜利，是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展现重要影响力和领导力的表现。习近平的雄心或野心是要建立一个中国支配下的全球秩序，至少中国在新秩序里成为一个主角，而如果北京在俄乌调停成功，会被认为迈向此目标的重要一步，故中国有意愿做俄乌的调停人。
北京似乎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兴趣。尽管中国驻欧盟使团在回应欧盟“外长”博雷利希望中国做调停人的说法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强调中国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有自己原则和立场和原则，即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办事，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鼓励俄乌直接谈判，也鼓励美国、北约、欧盟与俄罗斯开展平等对话；然而，外长王毅3月7日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愿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这是北京首次表示愿在俄乌战争中扮演调解角色。此前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德国总理肖尔茨的三方视频会谈亦提及，中方愿同法方、德方和欧方保持沟通和协调，根据当事各方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发挥积极作用。中国还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关于乌克兰人道局势的六点倡议。
莫斯科会听北京的话？
不过，多数观察家怀疑中国愿出面调停俄乌危机，在他们看来，中国充其量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的压力下，担任一个“假装的调解角色”，仅限于帮忙传话搭桥这类工作，而不愿意直接干预俄罗斯想做的事。原因在于，中国没有有效的干预工具和干预能力。对莫斯科来讲，虽然眼下需要中国的道义支持，也向中国表达了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要求，但北京必然要顾忌西方的感受，不能表现出过分亲近莫斯科。后者亦明白这点，所以它不会对北京有太大的期待。相反，考虑到北京需要仰赖与莫斯科的战略军事伙伴关系及军工技术来推进军事现代化，北京缺乏有效的手段让莫斯科愿意听从自己的调停。而对基辅言，它现在不能决定自己的意愿，受制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欧盟也许乐于看到中国的调停，但美国肯定不愿意。因为这意味着北京已深度介入这个原本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若北京调停成功，对华盛顿就是挫败，即使北京调停不成功，也为今后继续介入欧洲事务打开了一扇门。
此外，俄乌双方立场也相差甚远，在莫斯科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的目标实现前，普京不大可能停止战争；基辅则拒绝承认乌东部顿巴斯、卢甘斯克两个地区的独立地位，也不会修宪删除有关加入北约的条款。双方如果各不退让，调停人很难让它们找到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底线。假如北京一定要介入调停，不但不能扮演牵制俄乌特别是普京的角色，反有可能把自己牵扯进去，两边都得罪。
这种调停失败而把调停人推到危机台前的例子不是没有，中国人熟悉的美国对国共内战的调停就是一例。抗战胜利后，眼看着国共双方磨刀霍霍要打内战，当时杜鲁门政府派马歇尔来华调停，虽然促成了毛蒋的重庆谈判，但双方都没诚意，随后撕毁协定，大打出手。美国不得不站在国民党一方卷入内战。毛泽东在内战胜利后选择倒向莫斯科，与他认为杜鲁门政府假借调停实则帮助蒋介石打中共是有直接联系的。换言之，马歇尔调停的失败让美国失去了中国。
俄罗斯不是“小老弟”
北京若要调停俄乌战争，想必会记起美国的这个教训。美国其时挟二战胜利之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尚且调停不了国共内战，中国现在的实力和威望远无法同当时的美国相比，而且，俄乌也不是当年的国共。另一方面，北京也缺乏调停经验。这不是说，北京没做过调停之事，但如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专家马安洲（Andrew Small）所言，过去中国愿意担任调解角色、发挥作用，比较都是属于处理“小老弟”类型国家的情况，“在这些国家，显然是中国在发号施令”，可现在调停的对象是俄罗斯，北京不能对莫斯科发号施令，要它听从自己的建议。因此，北京虽有意愿，或许还受虚荣心驱使，想跃跃欲试，但会小心行事，不会贸然去做俄乌的调停人。
这不是说，北京就会完全打消调解的念头。未来俄乌战争的形势发展如果让北京评估调停时机成熟，还是有可能做调停人的，尽管这会遭到美国的反对。按照中国官方学者的说法，对俄乌关系进行调解的时机是双方陷入僵局，或胜负态势已经明朗的时候。最好是双方打得筋疲力尽，虽然胜负态势明朗，但由于国力耗损严重，取胜的一方也不想继续打下去。此时中国出面调停成功的可能性就大。
当然，就算出现这种状况，北京能否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也不一定。因为想做调停的国家不只中国，印度、土耳其乃至以色列都有此想法。尤其印度，它和莫斯科的关系不亚于北京，而且印度做调停人美国也不会反对。但印度做调停人也有弱点，就是它的国家实力不强，若要说服俄停止战争，如何给莫斯科回报是个问题。
从战争的进程和制裁的强化看，中国越来越难以保持表面的中立。北京势必会加大对俄乌双方的斡旋力度，但不太可能以调停人的身份，因为这个机会实在不好把握，北京的原则是，尽最大可能避免中国在俄乌危机中利益受损。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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