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孙力军们的“政治团伙”令习如芒在背
2022年1月18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孙力军于2020年4月以反腐之名被查处。一年后，官方在开除孙的公职的通报中措辞极其严厉，指其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等。这样的指控在当局被查处的官员中相当罕见，表明孙案不是一起通常的权钱、权权和权色交易的腐败案。从中纪委专题片透露的情形看，它是当局最忌讳的政治团伙案，用该专题片有关官员的话说，孙案是“典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案件”，顶风违纪、知法犯法，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形成利益集团，严重危害政治安全，是中共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最严重的案件之一。由这起案件，可以说明习的“反腐”为什么要刀把子向内，指向政法队伍自身。
掌握“刀把子”者的抱团
孙的政治伙伴包括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恢林、山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刘新云等，或许去年10月落马的前司法部长傅政华也属于该小集团。上述官员都曾是位居一方的政法大员，直接掌控中共的专政工具，维护政权安危。也许他们并非对习不忠，然而，这样一些掌握刀把子的人抱团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任何一个当政者都是会戒备的，何况对树敌众多的习。每个权力寡头都不会允许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然或私下的拉帮结派，表面上对自己唯唯诺诺，暗地里安插亲信，不听使唤，搞小集团。权力寡头自己可以搞小集团，培植亲信和党羽，但手下官员是不能结党营私，脱离控制的。如果说极权统治者希望社会是原子式的个人存在，对官员队伍，特别是手握重权的官僚，他也是希望以原子化的方式存在，只有这样，才不会形成威胁自己权力和地位的力量，才能安心。故像孙的团团伙伙行为，即使不会直接威胁到习，也是决不允许的。此乃极权政治的铁律。
可惜孙没有领悟到这个“道理”，他太“胆大妄为”了。孙搞小集团主要发生在十八大后。前述涉案的这四个政法口的一把手，是经由孙的举荐、运作而提拔上位的。他们也积极给予孙回报，除了金钱利益的回馈外，重要的是违规提供孙无权知晓的信息。譬如，刘新云做公安部网络安全局局长期间，私下向孙提供大量重要网络舆情；龚道安在上海公安局长任上，也同样向孙违规提供大量信息、汇报案件办理情况。此类做法可说严重违背了当局的政治纪律。不仅如此，上述专题片还披露孙在成为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后，做着每五年上一个台阶的“黄粱梦”。假如孙梦想成真的的话，15年后他应该做到中共的政法委书记，可见，这确实是个野心不小的人。
孟建柱秘书的“神通”
孙1969年出生，在他的政治小团伙中年龄最少，而他呼风唤雨的时候也只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孙成为副部长是在2018年，其时其他四人都已晋升副省部级官员。因而按理，孙没有这么大能量在公安系统内安插自己的人马。此中的“秘诀”就在于孙做过时任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孟建柱的秘书。2008年，孙从上海外办调入公安部任办公厅副主任，同时兼任孟的秘书。这是他官场生涯的第一步大跨越。
在中国，领导的秘书虽然官职不大，但由于被视为领导的“心腹”，也就成为那些有志于往上爬的官员巴结的对象，秘书也就能够籍着领导的权力，呼风唤雨。这基本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本质而言，秘书是领导手脚的延申，如果一个领导对权力没有高度的自觉和克制，秘书是能够借着领导的权力做很多事的。2012年，孟更上层楼，跻身政治局成为政法委书记，此时孙虽然不再是他的秘书，但由于之前建立起的个人关系，能够在孟那儿说上话，从而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和牵线人，据悉地方公安部门有1/3的领导由孙安插。这种情况习肯定会觉得如芒在背，已威胁他的政权安全，哪怕孙对习没有表现出异心，也是难被他容忍，不除不快。
鉴于孙和孟的这层关系，外界也把孙的落马看成党内高层权力斗争所致。原因在于孟的背后是江泽民和曾庆红，孟是所谓江派的重要成员，其由江西省委书记而转任公安部长，再在十八大升任政法委书记，进入政治局，很难说没有牵制习的意图。但习查处孙是否像一些人说的要剑指孟并进而敲打江和曾，还是要存疑的。作为孙的直接上级及其他政法老虎的“老板”，孟当然有察人不严的责任。然而，除非有证据显示孟在孙的政治团伙中存在渎职和收受贿赂等行为，否则很难以腐败之名清除他，只能施以组织或纪律处分。
孟的前政治局委员身份对他也是种保护。自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在任上被查，之后再无此类级别官员落马，应该是在高层达成一个共识，即若无政治问题，单纯反腐不能上政治局这个层级，因为它的社会影响太恶劣，且会造成政治局成员人人自危，不利高层团结。尽管在孙被查处后，有体制内廉政学者表示，不排除政法口二十大前有副国级官员落马，但也认为，这个级别牵动面太广，当局会慎重考虑。《零容忍》专题片并未将孙和孟的关系揭开，说明孙案可能不会触及到孟，否则，以孙的落马时间足够把孟拿下。
自我监督自我修复？
不言而喻，孙案的严峻性还反映当局对高官监督机制仍存在严重缺失。习的严厉反腐固然成效彰显，但它并不像当局自吹的那样表明中共具有“自我监督自我修复“的机制和功能，当局向来以此当挡箭牌，顽固抗拒社会监督和政治变革。孙的政治小集团这些年的横行无忌无情刺破了当局的这一虚假说辞，让它的所谓自我监督现了原型。
本届政府的最后一次纪委全会18日举行，当局今年会出台什么样的反腐举措受关注。习在年初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开班讲话中警告，警惕干部队伍对反腐败滋生厌倦情绪。这说明至少相当一部分官员，对几年的高压反腐，已经表示了不满。尽管如此，正如当局一再强调的，反腐永远在路上，是不会松懈也不可能松懈的，根源就在于极权政权的需要，它要在官员中制造一种恐惧感，才能让官员服从领袖。
今年尤其会这样，而且重点很可能对准大大小小搞政治团伙的“孙力军们”。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已将全力护航二十大作为今年政法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政法战线务必抓实抓好的头等大事。在陈提出的政法工作面临“七个方面”的复杂形势中，政治安全风险作为重大隐患是表现之一，而政治安全主要针对的就是包括政法队伍在内的高官。故假若有更多的老虎被揪出，更多的高官被指控犯了政治团伙问题，人们不应感到意外。事实上，开年半月不到，当局已在西藏、人寿集团、广西打下三只”老虎“。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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