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选”－像落叶那样被秋风吹净

学“江选”运动的三种可能原因

在江泽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前台两年后，胡锦涛亲自挂帅上演了一出与他的执政风格并不相称的出版和学习“江选”运动，其原因不外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权力斗争的妥协安排，这是一种习惯于用“阴谋理论”热衷猜测中国政治权力斗争内幕的常见解读方式。这样的解读方式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政治权力争斗具有“宫廷政治”的特点，缺乏制度化制约和透明度。这种解读方式对“江选”的猜测是，江泽民交权后不甘寂寞，特别是近来频繁在公共场合亮相欲在政治上、特别是明年召开的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上施加影响，而胡锦涛权力并不稳固，因此不得不用出“江选”和高规格捧江为交易，换来十七大的人事自主权。

第二种可能：出“江选”是胡为江盖棺论定，给江戴个高帽子，让江泽民体面地彻底告别政治舞台，让中国政治进入一个彻底的“无江时代”。

第三种可能：胡锦涛有意保持中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上的合法传承，把“江泽民思想”赋予理论上的系统性，使其上升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典范”，并把这个理论当成一个合法性来源，赋予其能够指导处理现实问题的、新的意识形态地位。

出文选，为江送行

作为局外的观察者，我们虽然无法知道胡锦涛捧“江选”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但是仍然对上述三种可能性的现实性做出一个判断。

第一种可能性，即“文选换十七大人事权力”一说虽然最具有诱惑力，但也与经验事实最不相符。江泽民全面交权两年后，胡锦涛在党政军中已经基本完成了要职人选上的更换。与他的前任相比，胡锦涛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得到了更多的认可，“胡温”的更偏重“民生问题”的政策显然也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另外，现在的高层权力结构中，公认的属于“江系人马”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如果江泽民真的是要保持对政局的影响力，应该不会用“文选”的虚名来葬送硕果仅存的江系人脉。

第二种可能，即用文选“捧杀”江泽民，不但更符合胡锦涛本人的政治作风，也符合现实权力格局。胡锦涛目前的权力很稳固，应该是最为能被接受的判断。换句话说，人们还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胡锦涛的权力不稳定。退一步来看，就算“文选”换十七大人事安排权力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它本身就反证了这样一种情况：江泽民不得不接受用得到虚名而放弃实际影响，他从这一政治交易中得到的最大成果也只能是虚名。

实权在握的胡锦涛会怎样对待对自己已经没有实质威胁的江泽民？显然，送一顶大尊大贵的高帽为其“养老送终”是更聪明的做法，也符合胡锦涛一贯的忍隐作风。假设江泽民是胡锦涛的潜在威胁，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更适合慷慨地送给潜在对手一个荣耀的大礼？显然是在对手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的时候。

第三种可能性实际上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正如高新在接受“美国之音”时所说，“江泽民同胡锦涛和温家宝团队之间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不存在根本的政治冲突”，“他们之间的继承性，远大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由此推断出“文选”将像中共官方(包括胡锦涛号召学‘江选’的讲话)所定位的那样是胡温政权的新理论宝典却是一厢情愿。

三卷“江泽民文选”是否意味着江泽民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了一个带有鲜明的自己的烙印的思想体系，这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1989年“临危受命”的江泽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邓小平的对意识形态“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框架内行使其最高政治权力的，因此所谓的“江泽民思想”除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这两个带有江氏烙印的表述，无非是一些带有些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难脱僵硬的意识形态束缚的大杂烩，根本没有不是像官方所赞扬的那样具有“深刻内涵”和“理论品格”，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如果说胡锦涛与江泽民有什么传承之处，那便是二人都致力于在不放弃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前提下，把“保持稳定”看成是不容挑战的最高政治原则，通过在稳定环境中的发展经济来提升国力，“和平崛起”，因为这是他们能找到的、为一党威权统治提供依据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从这一点来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并没有实质的不同，二者具有互换性，都是在封闭的意识形态内的一种循环式话语，并没有理论范式上的突破。

江泽民时代的经济改革的代价是牺牲政治制度改革和制造出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三个代表”是对这种政治的美化而不是事实，颇有强奸民意的讽刺意味。政治制度僵化所带来的公共权力与吏治的腐败，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正，这些因素已经明显地威胁到中国的“稳定”，所谓的“胡温新政”必须要对江泽民时代的遗患纠偏，用更倾向于民生问题的具体政策设计来“与时俱进”。也就是说，“江选”一方面不能为胡锦涛提供新的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对胡温解决当下的民生问题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指导意义，总而言之就是：弃之不可惜，食之亦无味！

“江选”像秋风扫落叶那样

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去推测出版“江选”的玄机。无论是“权力交易”、“高调捧杀”还是“理念传承”，“江选”注定了要“与时俱去”，像落叶那样被秋风扫荡而去，学“江选”运动也只能是暂时的喧哗，是又一场、也许是最后一场由党的宣传机器操纵的、以讲话和开会为主要动员手段的集权式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告别大演出。

之所以是告别大演出，因为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政治运动的土壤。现今中国，对普通民众的政治控制只局限于保证其言行“不颠覆政府”。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是，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和个人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个人基本权力没有基本的制度性保障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个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日趋分化的社会，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已经显得是如此僵化和贫乏，以命令式句子为主的政治宣传文本(“要求，必须，一定要，等等” )虽然依然占据着媒体的显要位置，但是民众已经了有回避与屏蔽这些话语辐射的可能性，“江选”已经不可能在社会控制上有任何实际意义，官方的宣传说，“江选”出版后，“不少读者在专柜前流连忘返”，“争相购买”，这显然是自欺欺人。就像胡锦涛号召的那样，“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肯定是要组织学习的，但可以肯定这注定是一个走过场的学习，是一种象征性政治的做秀，一种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效忠仪式。

时下流行的、官方徒劳地要加以约束的所谓网络上的“恶搞”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二十年前，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就遭到王朔式的“恶搞”。如果说王朔式的“恶搞”是民间知识精英对官方话语系统与价值系统的“恶搞”，那么今天的“恶搞”则是一种全民“恶搞”，就连民间知识精英也成为被“恶搞”的对象。“全民恶搞”背后其实是社会价值体系在虚无主义的和犬儒主义解构中的一种分裂分解过程。在这样一个“恶搞一切”的社会，那种把理想状态当成现实来陈述的话语习惯(例如：“使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越是使用无意义的重复来制造重量感和质量感，利用排比句来烘托气势，就越发显得属于一个过去了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选”不过是一种官方的自娱自乐，与社会生活无关。更何况，在官方都是假情假意地做秀的情况下，“江选”注定了只能成为中共话语系统的最后集大成式文本收藏，最多只剩下史料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