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中国难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的任务是监测各国对这一基本原则的遵守，确保人们可以免受迫害、酷刑和歧视。 
然而，目前在全球人权的守护者中，有几个国家在本国内的纪录很差——尤其是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厄立特里亚。

近年来，这些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被记录在案，如再教育营、酷刑和任意逮捕，以及强迫劳动和压制反对派。

随着专制政权在全球的增加，它们在人权理事会上的比重也有所增加。尤其是中国，它通过依赖盟友投票或弃权，服务其利益。

理事会成员越来越不民主

2023年，人权理事会上只有30%的国家被美国智库“自由之家”分类为“自由”。在其每年的《世界自由度报告》中，该组织考查各国政府是否提供自由选举，并是否满足某些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最低标准，如集会自由。目前理事会70%的成员国被分类为“部分自由”（如印度）和“不自由”（如苏丹和其他国家）。

每年，人权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各地区国家数量的固定地理配额改选其47名成员中三分之一的席位，任期三年：亚太和非洲组各有13名成员，西欧和北美组有7名，东欧有6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组有8名。

预计2024年至2026年的任期选举将在2023年10月进行。提出申请的国家包括古巴、科威特和俄罗斯，后者在2022年因入侵乌克兰而被理事会除名。

像“自由之家”、“V-Dem”和“民主矩阵”这类组织的研究员试图量化成员国对最低国际人道标准的遵守，例如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和对酷刑的禁止。

自2006年成立以来，理事会成员国家的人权得分已大幅下降。2023年的水平只比2022年的历史低点稍高一些。

德国人权研究所的研究员沃斯-凯克（Silke Voss-Kyeck）表示：“这种堪忧的趋势不仅出现在理事会中，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明显。”

许多成员国是以专制和独裁的方式治理的。”沃斯-凯克说，选举理事会成员时，人权义务的遵守很少被考虑其中。

中国将非洲”收入囊中“ 

由于专制政权的崛起，人权理事会的投票经常让各个集团对立起来，“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高级研究员王亚秋（Yaqiu Wang）说。她分析称，与冷战不同，这种对立局面的起因并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

这更多是基于利益”，王亚秋表示。例如，巴基斯坦经常与中国同票，因为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很强，巴基斯坦视中国为对抗印度的盟友。“这就像交易：‘如果你和我投同样的票，我就和你走一条路’”。

除了亚洲国家外，王表示，中国在人权理事会上尤其依赖非洲政府的支持。“我不认为有哪个特定的国家敢于反对中国——除了最近拒绝了中方要求的索马里。”王指的是这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国家在2022年对新疆再教育营中侵犯人权决议中的投票。除此以外，“中国已经将非洲收入囊中”。

王亚秋表示，中方盟友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对西方主导权的抵制。“中非有团结的历史”，她说。“这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盟。”中国正依赖这一点，以及经济上的互相需要。

培养不太可能的联盟

中国在对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施加影响力方面鲜有建树。例如哥斯达黎加等国在经济上比许多非洲国家更为自给自足。此外，根据“自由之家全球自由评分”，南美国家政府更为民主，因此不太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与许多有独裁政府的非洲国家不同，王亚秋说，

仅仅靠“诱捕”精英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中，精英经常通过选举被替换。

与因为俄罗斯在对乌克兰战争的投票中使用了其否决权，使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行动不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未被彻底束缚住手脚。

自2006年理事会成立以来，对特定国家的人权侵犯进行谴责的决议已增加。针对特定国家的决议旨在对相关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让其解决问题或面临进一步的声誉损失，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在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决议中最常提到的国家是叙利亚、刚果、以色列、马里、缅甸、苏丹和也门。尽管中国的人权侵犯纪录得到了充分的佐证，但中国尚未在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决议中落于下风。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这样的努力：2022年谴责新疆地区维吾尔穆斯林再教育营的决议未能通过，当时有17票赞成，11票弃权，19票反对。包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纳米比亚和中国自己都投了反对票。

中国在投票后的反应变得”非常激烈”

王亚秋指出：中国使用了不那么微妙的胁迫手段来维持在人权理事会上的支持。“这是一种威胁”，她说。“这种威胁是隐蔽的。只是举个例子，在投票之前，就好像中国的外交官在另一个国家，比如说智利。他告诉智利方面：‘你知道，你必须这样投票。否则，你不希望破坏智利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吗？’”王亚秋说，如果一个国家不服从这样的要求，“中国在投票后的反应会变得非常激烈。” 

沃斯-凯克证实中国政府会施加压力来达到其目的。“高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外交官都受到了威胁——在个人层面，但也在政治层面”，她说。“这都有详细的记录。人们晚上接到私人号码的电话。”她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试图避免批评时行为如此激进。

中国及其盟友阻止关键决议的努力证明了他们希望避免被理事会谴责。只有俄罗斯放弃了试图逃避谴责。“他们变得如此的孤立”，沃斯-凯克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理事会。”

尽管中国等国家能够利用结盟来削弱人权理事会的监督工作，但这个联合国机构的工作仍然是重要的，沃斯-凯克说，其“影响是巨大的”。一个例子是其对一国公民社会运动和土著团体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在任何联合国机构中都不存在：土著人民有权进入会议室，有权发言，发表声明”，沃斯-凯克说。“这是许多国家的一个痛处。”

人权理事会改革空间有限

尽管理事会的目的是明确的，但该机构目前的结构使其在反对侵犯人权的斗争中无法做到行之有效。太多时候，相关国家既是被告，同时又是法官。他们对自我审判没有太大兴趣。

尽管人权理事会的批评者认同需要通过改革恢复其初衷，但很多人对某些提议还是持怀疑态度，例如仅限已经批准某些人权条约的国家成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当然，你可以只由好人组成一个法庭，然后审判坏人”，沃斯-凯克说。“但问题是：那对‘坏人’还能有什么影响？谁来决定谁是坏人，谁是好人？”

王亚秋还担心，改变人权理事会的结构最终可能会削弱这个机构。“改革人权理事会可能是有风险的”，她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把一切重新摆在谈判桌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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