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荣罢工仍无解 德国经验怎借镜?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台湾长荣航空的劳资双方分别在6月29日、7月2日两度协商，却因为对团体协约的内容无法达成共识，迟迟未能签成。长荣航空已经因为罢工损失了至少26.5亿元台币。7月5日，在罢工的第16天，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前往台湾的总统府陈情。

台湾社会在罢工开始之后进行广泛讨论，但是随着罢工期拉长，民众的关注也开始出现疲态。台湾的工人运动历史不长，对于如何面对罢工并不熟悉。

德国人的工人运动历史悠久，德国民众相对熟悉罢工，有时便能给这种争取权益的行动寄予理解和支持

例如德国近年来发生的例如火车驾驶员、幼儿园教师和快递罢工，虽然影响到很多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但是德国人都知道，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作为社会运转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却长期薪资过低、工作劳累、又没有太多升迁机会。民众认为，这些雇员的待遇应该得到改善，以罢工作为抗争手段是合理的。因此即便搭车会晚点、包裹会延迟送到，很多人并无太大怨言。

但同时，当薪资收入远远超过一般中产阶层的机师发起罢工时，德国人的反应则有所不同。不少人认为机师本已属于高薪职业，他们罢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工种特权，这对其他人并不公平。

德国人的这部份情绪与台湾现在面对空服员罢工的情绪有所雷同。长荣航空的官方资料显示，长荣航空2018员工平均薪资为年薪新台币152.1万元，但是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2017年受雇人员年薪资中位数为新台币47万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算空服员工作有其复杂与辛劳，媒体仍然能以高薪作为切入点，而成为反对罢工者攻击劳方的重点，

只有工会可以发起罢工

德国，罢工的形式与规模也有按照行业有所不同。德国的罢工只能由工会发起，而德国的工会大多是全国性、行业性的，如果发起罢工，基本上也是涉及整个行业，在地理的范围上也是包含是整个地区或联邦州范围。除了航空、铁路外，单个企业的罢工较为少见。

这也是因为，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所有固定雇员人数达到5人的企业，员工都有权建立职工委员会，参与企业发展决策，雇主不得拒绝阻挠。因此，在企业内部主要是由职工委员会（Betriebsrat）维护员工利益，尽管职工委员会不能够发起罢工。

德国最大的工会有：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会员227万），服务业工会（Verdi，会员197万），化工、能源和采矿业工会（会员63万），教育和科学工会（会员27万）。此外还有一些较小型行业工会，如火车司机工会（GDL，会员1.5万），飞行员工会（Vereinigung Cockpit，会员5000）和记者工会(DJV，会员3.5万)等。小工会的优势在于，代表一个职业群体的利益，与涵盖多种职业的大型工会相比，其成员更容易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利益诉求也更加一致。

相对而言，台湾目前工会组成率低，真正能够代表受雇劳工与资方谈判的企业工会谈判率偏低，只有7%劳工能透过工会争取权益。

德国媒体报导就事论事

在罢工这样的涉及社会广大层面的事件中，大众媒体的报道对舆论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从前，德国的传统媒体，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左右派的分野，对罢工的态度也有不同。但进入2000年代以来，这种倾向已经不再那么明显。遇到社会关注度高的罢工，尤其广播电视媒体的评论立场经常因事而异。

柏林艺术大学的传播学者阿尔特（Hans Jürgen Arlt）在接受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PB）采访时表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在对待劳资矛盾的议题上，左派和右派媒体往往表现出鲜明的对立立场。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对多数媒体来说，罢工逐渐不再是个"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利益群体间的博弈，应该关注的是各方诉求是否合理、适度。对此当然可以"见仁见智"。

在台湾，新闻媒体的取材与立场也成为争议焦点，甚至劳方与资方互相指控对方制造“假新闻”。桃园市工服员工会指控中国时报记者黄琮渊以每天两篇文章的速度固定产出不利于工会的报导。长荣航空公司则是列表回击，劳工团体在协商过后对外放出没有在协商时说过的话，批评对方才是“假新闻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