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健翻译思想及其特征探微——纪念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诞辰100周年

叶君健先生

摘要：2014年是著名翻译家兼作家叶君健先生诞辰百年。叶君健在翻译、创作、翻译理论及文化传播方面成就斐然，但却很少被研究，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叶君健现象”。本文拟从叶君健在翻译理论方面的建树出发，探讨其翻译“精品再创作论”及“遵命翻译观”。在此基础上，尝试总结其翻译活动的若干特征，以期对叶君健的翻译思想作出较为全面的总结。

关键词：叶君健；翻译；再创作；遵命翻译；对外传播

作为一名翻译家，叶君健（1914-1999）娴熟自如地用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世界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语言进行翻译，其作品蜚声海内外，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虽然叶君健在翻译领域深耕勤劳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卓有建树，然而其成果却很少被系统深入地研究，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叶君健现象”。毫无疑问，叶君健的文学翻译思想属于20世纪当代翻译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值得我们梳理、研究和借鉴。在重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今天，重温叶君健先生的独特翻译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精品再创作论”

叶君健是湖北红安人，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38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同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4年应聘赴英宣讲中国人民抗日事迹，任剑桥大学英王学院欧洲文学研究员。其用英文写成长篇小说《山村》甫一出版，就风行英伦三岛，成为英语文学的组成部分。在剑桥大学的五年时光里，叶君健把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等名著译成英文，译作以其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东方艺术风格吸引了大批英国读者。在长达60多年的翻译和创作生涯中，叶君健给世人留下了1100万字的宝贵遗产。其中，叶氏版的《安徒生童话》更是风靡神州大地。

叶君健的“精品再创作论”源自他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他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精品的再创作。作为当代中国翻译界最早有精品意识的翻译家，叶君健认为翻译精品不仅是翻译质量问题，而是将文学翻译看作是文学再创作的一部分。“‘精品’是指一部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能在该文字中成为文化财富，成为该文字所属国的文学的组成部分，丰富该国的文学宝藏。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就不单是一个‘移植’问题了，它是再创造，是文学的再创造。”（叶君健，1997 ：29）这样的翻译作品能够超越时空，成为目的语所在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文化财富，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流传于世。叶君健认为，译者的学识视野、文学修养、思想情感与原作者的视域产生融合，译者通过对原作的反复咀嚼消化之后，再创作出成为目的语国家的文学精品。正如叶君健先生自己总结的那样：“这种‘精品’说是译者的创作我想也不为过。翻译一部外国名著，也就意味着本国文字中原没有这样的佳作，把它译过来，意味着给本国文学增添了一份财富。但条件是：它必须在译者的本国文字中具有高度的艺术和欣赏价值, 能给读者带来快感。这样，它就成为译者本国文学财富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部外国名著就‘归化’到了译者本国文学领域之中，而不是‘外国作品’了。它是译者的心血、思想感情、文字和艺术修养的总和。”（同上：30）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精品再创作”的前提必须是：首先，原作本身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或具有永恒的文学经典的地位；其次，文学翻译的再创造体现在译者对归化翻译方法的娴熟运用，被翻译的作品本身不再是文学翻译而是翻译文学；再次，再创作对译者的文学艺术修养以及真实的感情提出了较高要求，翻译文学带给读者的是喜、怒、哀、乐的艺术享受和愉悦。

叶君健的“精品再创作论”的第二个源头来自于对晚清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的重新阐释。在叶君健看来，非文学类的翻译只要“信”和“达”则可，文学翻译则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要求译者有较强的理解力、洞察力和艺术素养，才能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和魅力。其中，文学翻译中的“雅”与译者的个性、品格和修养有关。文学翻译与“雅”密切相关的是译者的个性，这是译者再创造的条件。一部译作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译者个性的发挥上，而译者的个人风格、审美修养就凸显在其翻译的作品中。由于“雅”的标准涉及到原作精神活动或者个人情感的细腻再现，所以文学翻译的二度创作的重心在于如何实现“雅”。由于“风雅”情趣相异，所以同一部世界名著可以有不同的译本并存。江山代有译家出，各领风骚数十年。译者的独特风格、思想情感给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艺术享受和审美，这就是翻译的创造性所在，“即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必须像任何文学作品一样，得富有创造性”（叶君健，1992：14），这就是叶君健理解严复的“雅”的内涵，也是他对译者翻译再创造的阐释。

叶君健对严复“信达雅”的重新诠释丰富了文学翻译标准。众所周知，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虽然具有真知灼见，但毕竟是其社科翻译实践的总结，而叶君健提出的“雅”与再创作的关系，是对严复翻译标准的一种不可多得的补充，是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继往开来，是一种破“信达”而后生“雅”。叶君健对严复标准作了透彻的批判性阐释，发展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在叶君健看来，翻译的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是一种创译。古今中外许多翻译大家有过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叶君健对中外这种翻译实践了然于心：德国人翻译的莎士比亚成为德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英国人翻译的普鲁斯特以及古波斯诗人海亚姆的《鲁拜集》成为英国文学中的名著；美国翻译家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译促成了意象派的诞生；林语堂的英译《庄子》、《论语》等跨越了翻译与写作的范畴。在20世纪70年的末期，针对当时国内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的局面，叶君健提出了“再创作”的理念。他先后撰写文章，提倡翻译、改写、加工外国民间故事和神话。基于当时的中国国情，叶君健再创作了一大批外国民间文学作品，先后发表了《潘多拉的匣子》、《磨工、修道院长和皇帝》等故事。其儿童文学创译一方面保持原作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原型基本不变，另一方面，根据当时我国的历史语境做出调适，剔除与时代不相符合的成分，以符合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在翻译安徒生的《幸运的套鞋》、《海的女儿》中，他创造性地运用若干翻译策略，体现其独特的“创译”理念。

显然，叶君健的“创译”呈现有如下鲜明特征：（1）语言杂糅，将欧化语言与洗练的中国语言风格糅合。这种翻译语言虽然不像赵树理等乡土作家使用的语言，但也使用较多的竹节句和指示性代词，语义清晰，读者更容易接受；（2）在内容上紧扣时代主题即赞美人物的纯洁、善良，具有真善美的教化功能；（3）在创译时叶君健重视原文版本以及翻译原语的选择；（4）在再创作时叶君健虽然有较大的自由度，基本上忠实于原作的内容，保留的是精华。叶君健创译的结果一是引进了国外儿童文学的基本创作模式，填补了当时文学样式的真空，奠定了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基础；二是模糊了原作与译作的疆界，在再创作的基础上丰富了国内文学式样。

叶君健所运用的创译方法是20世纪中国译家使用的一种重要的翻译策略。“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促成了诸如话剧、新诗等新文学品种的形成，其中翻译文学居功甚伟。叶君健创造性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已被教育部选入中小学教材语文新课标和文学导读书目之中，它是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分割部分的最好明证，也是其“精品再创作论”的最佳阐述。

二、翻译中政治意识的把握与“遵命翻译”

建国初期刚从英国归来的叶君健临危受命，负责筹办英文版Chinese Literature杂志。编译这本期刊是新中国文学开始走向世界的开始。经他手里编审发表的中国作家的英文译作达数千万字。该刊发行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对外传播的窗口它在拓展对外文学编译事业、加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叶君健在《中国文学》中扮演的角色不亚于魏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道安在组织大型译场和制订翻译规程的作用。作为外宣翻译的主要组织者，在坚持意识形态的方向、制定外宣翻译原则、确定翻译程序等方面叶君健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在30多年间，《中国文学》英文版向世界译介了大量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叶君健身边聚集了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如杨宪益、戴乃迭、沙博理等，许多外国读者就是通过他们的译作了解中国文学的，而许多当代中国作家也是通过《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叶君健默默无闻用外语编辑编译，心甘情愿地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嫁衣裳，在东西方之间为中外文学交流架起了一道彩虹桥。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与钱钟书一道主持英译《毛泽东诗词》工作。在长期组织翻译中国文学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中，叶君健不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和翻译风格，而且还制定了有关集体翻译的若干翻译准则。首先，叶君健认为，一部好的译作必须有政治、哲理和诗情。这里的政治并非指政治道德说教，而是指译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立场，这样译作才能对读者有教益和启迪。在强调政治挂帅的那段时期为了避免译者犯政治性错误，叶君健制定了“中文定稿”制度，因为在《中国文学》创办的初期涉及到翻译什么、怎样翻译、选哪些作家翻译等问题。显而易见，在选材上从聚焦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过渡到能体现新时代新气象的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模式。现当代文学如鲁迅、茅盾、沈从文、丁玲等人的作品自然成为翻译的重镇。但是作为译者，对于选择什么作品来翻译，能否保持“政治上正确”没有多大把握。叶君健提倡的“中文定稿”制度首先要求中文编辑对中文作品进行编辑、加工或者改写，然后再交付翻译。译者不能擅自对内容进行改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文学》的把关人，他提出了“中文定稿”和“外文定稿”两种定稿制度兼顾中文编辑和外文译者“编译合作”的原则。编译合作的原则在中文编辑和外文译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沟通交流的渠道。一方面中文编辑保证了汉语内容不偏离主流意识形态，译者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在涉及到中文的事实、观点、重要注解等方面的时候，译者需要与中文编辑协商。在涉及到原作的句序逻辑、措词表述、语义模糊处理方面，译者可以适当增删编译。“编译合作”原则既照顾到政治因素、国情因素，又适当兼顾了中外两种语言的差异性。作为《中国文学》中、英文稿的审定人，叶君健创造性地将其中的原则、方法、标准系统化、制度化，功不可没，其留下的若干翻译原则成为后来者的宝贵资源。截至2001年，《中国文学》介绍中国作家达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它对外传播的突出贡献被永远载入史册。

叶君健在长期的外宣翻译中扮演着译者、外宣管理者、编译审定人三位一体的角色。这个角色使他能够组织翻译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译作。改革开放以后，叶君健将自己长期翻译实践活动命名为“遵命翻译”。早在抗战时期，为了国家存亡和民族大义，叶君健就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翻译成为革命工具，“遵命翻译”响应了时代的召唤。1957年《毛泽东诗词》18首在《诗刊》上发表后，“毛选翻译委员会”推选了由袁水拍、钱冠华、钱钟书、叶君健四位中外名家组成的毛诗英译定稿小组。叶君健扮演的角色是组织和联络工作，还同钱钟书一道具体负责译文翻译和润色，他自始至终都参加毛诗的整个翻译过程。195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这个译本成为后来其他语种如法、德、日、意、西等语言转译的源语，在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叶君健也就自然成了这几种语言转译的阐释者。

研究特殊的政治历史语境与文艺政策规约下的“遵命翻译”，对于理解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操纵、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翻译工作与意识形态乃至革命相结合，促进了社会变革，“遵命翻译”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社会作用。“遵命翻译”的内容首先必须是思想政策与文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其次是严格忠实于原文的文字精神。“虽然是艺术作品，但字里行间政治含意也很深。”（叶君健，1991：8）由于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对自己的诗词作任何具体解释，翻译这类作品具有复杂敏感的特点。在“遵命”与翻译理解之间，译者的理解和注解非常关键。例如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游泳》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句话的时候，叶君健根据当时的政治氛围，用英文加了一个“批孔”的脚注，后来意识到对原文理解得不太妥当而取消了。“这个理解很重要，使我意识到注释里面也有很大的政治，与原作的内容具有极为紧密的有机联系。我想这情况对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注释都是如此。”（同上）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叶君健等人严肃认真对待诗词中的每一个标点、节奏、注释，数易译稿，译文完成后再请外国专家润色。叶君健给“遵命翻译”总结的翻译原则是：“译文既要‘信’（包括意义、意境和政治上的信），又要‘雅’——也就是具有相当高水平的‘诗’，而且是现代‘诗’（因为原诗表达的是生气勃勃的现代生活思想），虽然原作所采用的形式是中国古典诗词。”（同上：9）。在其努力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成为我国官方的钦定本，被许多外国政要纷纷引用。相比较，国外的数个英译本屡屡发生误译，例如将“数风流人物”句中的“风流”理解为“风流倜傥”；将“黄洋界上炮声隆”解释为“在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的炮声”。从叶君健“毛主席诗词在欧美文字中的十种译本”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叶君健对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等语种十个译本进行了详尽研究，指出其中的谬误，肯定其得失，不乏探幽发微的观点。

“遵命翻译”是在文化外交思路的指导下对外输出文学作品，翻译的政治因素虽然如影随形，但叶君健在考虑“政治上正确”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作品本身的审美标准和受众需求。虽然译作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政治对文学的侵入，译作本身并没有充斥意识形态的说教，更重要的是其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这与叶君健所制定的严格翻译标准和缜密的翻译程序密不可分。叶君健的远见卓识是，这类“遵命翻译”的方法是把汉语语言转换成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语言，“我们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的确也应该‘面向世界’”（同上）。叶君健的翻译观点高屋建瓴，对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三、叶氏译论的四个特征

在长达数十载的翻译实践中，叶君健的译作涉及到小说、政论、戏剧、童话、诗歌等体裁，跨越的语种多，积累了丰富的翻译论说，他先后多次撰文总结翻译经验并自觉地将这些观点应用于翻译实践。除上述翻译理论原则之外，笔者认为，叶君健的翻译活动呈现了以下主要特征：

1.叶君健在翻译中强调译者对原著的再阐释。在翻译安徒生童话时，他没有局限于把安徒生当作只是讲故事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位诗人、哲学家，并在再解释中解读出蕴含在童话中的诗情，在中译本中再现了原著的这种诗情。在叶君健看来，作者的旨趣、思想、感情、意境由于事过境迁，译者只能根据作家生平、文本表述以及想象力进行重建。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无疑会受到本人人生修养、意识形态、艺术趣味、时代背景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一切是否与原作相吻合，取决于再解释的过程。叶君健的再阐释观点阐明的是，在理解原文字面意义的同时，突出原作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生搬硬套的死译。从这种意义上看，叶君健认为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翻译中的“信”的问题，即他赞同不同时代根据不同译者的阐释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翻译版本，不同的解释具有同样的有效性且文本的多义性说明了译者的解释力，二者互相映衬。译者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的需要及原作的主题思想予以重新阐释，以满足不同时代读者对不同译本的需求。例如在翻译毛泽东诗句“唐宗宋祖 / 稍逊风骚”的时候，国外有译者将“风骚”理解为《诗经》中的“国风”和屈原的《离骚》，而叶君健将其解释为“唐宗宋祖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欠缺豪情”（叶君健，1992：16），这是一种再解释的尝试。虽然“豪情”只好用Poetry来代替，但毕竟是译者自己的独特阐释。

2.叶君健非常强调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水乳交融的关系。叶君健认为，外国文学实际上就是翻译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从外国语翻译过来的，把外国作家的作品通过移植变成为本土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看谈及外国文学就等同于谈及翻译。叶君健曾多次提及外国文学翻译不仅是文学翻译，更是一种翻译文学。这种观点的落脚点在于，将外国文学翻译到目的语文学之时，其出发点不仅停留于介绍的肤浅层面，而是通过归化的手段，让翻译文学在目的语土壤生根开花。这种翻译观超越了某种特定的文学的疆域，由翻译进入到世界文学的更广阔的视野。叶君健的《山村》在英国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又纳入中国文学史范畴的现象无疑是一种跨界的翻译文学或世界文学。

3.非常重视译者的态度。除了译者需要具备文字功底、文化能力、学识修养、政治掌控能力之外，叶君健认为译者的态度也是译作成败的关键。误译产生的原因除了理解能力之外，主要是态度不严肃。在翻译之前，他反对这种“译笔千言，立马可待”的翻译作风。在负责《中国文学》的编译工作中，叶君健一丝不苟。在翻译稿件送到印刷厂付梓之前，为使某个词或句与原作贴切，他搜肠刮肚，反复推敲。众所周知，叶君健是安徒生翻译集大成者，是中外安徒生童话译介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严肃认真的译者，叶君健仔细研究了安徒生的生平，考察其生活环境，做到知人论世。在版本选择上叶君健考察过国内外不少译本，在比较英、法译本的基础上，参照了丹麦安徒生研究权威布里克斯和燕生编辑的《安徒生童话集》以及安徒生博物馆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一次择善而从地直接从丹麦文翻译成中文。此外，他还比较了十多个英文版本的优劣。“难怪他所译出的安徒生童话, 能那样准确地传达出原著的内涵与韵味。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都能感受到安徒生以一片天籁娓娓地讲述故事的语气, 又能体味到一种浓郁酣畅的诗情画意, 并且从中得到了的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美的享受。”（刘心武，1984：29）由于态度认真，叶译本的质量在所有语言中最佳，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4.以译笔为剑，走“翻译报国”之路。纵观叶君健先生的翻译生涯可以发现，他一生从事翻译的重心在于把中国文学传播出去和把外国文学介绍进来的双向交流工作上。更重要的是，他从事的翻译工作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无论在抗战期间，旅欧期间，还是归国之后，叶君健主要精力花在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 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斗争和命运。无论是在武汉从事口笔译外宣，还是在香港编纂Chinese Writers的期刊，他的目标始终如一，即用译笔呐喊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反映被压迫民族的心声。用外文写作和翻译,  成就了叶君健先生的终身事业。相对照，林语堂、熊式一、张爱玲等人的翻译主题不是才子佳人，就是雅致的生活方式，可是正是以译笔为枪的叶君健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华民族奋起反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中国新文化的鲜活气息！可以说，“翻译报国”是叶君健先生翻译活动的突出特点。他的翻译工作与救亡图存相结合，不仅呼唤革命洪流的到来，而且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

四、结语

叶君健先生一生穿梭在不同语言之间，逡巡在东西文化的疆域，成为对外传播的使者。其在翻译上取得的成就得到海内外的普遍承认和尊重，他荣获过“丹麦国旗勋章”、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等殊荣；世界文化理事会聘任他为“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收藏了他发表的全部中英文作品。叶君健生前还担任过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主编，与他交往的文人骚客遍及世界各地：史沫特莱、阿瑟·米勒、韩素音、奥登、伊文思、於梨华等，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叶君健先生在世之时始终孜孜无怠地埋头自己的翻译和写作。“君健”二字恰好体现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涵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之魂，也锻造了叶君健做人的品质。在他灵魂深处不仅有中国的乡村，而且有他永远钟爱的外国文学。他是为它们而生，为它们写作，为它们而翻译。

作者简介  

刘军平，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中西比较文化。

罗菁，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口译研究。

本文发表于2014年《中国翻译》第6期，第54-58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