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重新阅读贝聿铭的一生
贝聿铭走上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东馆的楼梯
1978年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1917–2019）的首个全面回顾展“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于6月29日在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的全球性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M+揭幕。这位举世闻名的建筑大师以其跨越七十年的创作生涯，深刻影响了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的建筑界。在与《卷宗 Wallpaper*》的深度专访中，展览联合策展人兼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Shirley Surya）分享了展览背后的故事。
时间回到2014年，策展团队开始与贝聿铭之子贝礼中（Sandi Pei）接洽展览事宜，经过两年的讨论与筹备，最终获得了贝聿铭本人的同意。2017年，M+联合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与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共同举办了“贝聿铭百年诞辰研讨会”，邀请了一批学者更为细致地考察与研究贝聿铭的项目脉络与建筑手法，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出本次展览的框架。
上&中：“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M+博物馆，2024年。图中为展览入口处。摄影：郑乐天
下：王蕾（Shirley Surya)，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兼“贝聿铭：人生如建筑” 联合策展人。摄影：Winnie Yeung @ Visual Voices
上：贝聿铭站于麻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甘迺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外，1979年。©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下：贝氏家族于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诒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左六）；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1935年。©版权所有，由贝洽提供
“生活就是建筑，而建筑是生活的镜子。”贝聿铭曾提到。由这句话延伸开去，建筑与生命的紧密连结贯穿着整个展览，其核心不仅仅在于贝聿铭的作品，更是关乎这位建筑大师的人生历程，及其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交织——而建筑，正是存在于这千丝万缕的网络之中。“因此，我们把‘人生’作为标题的主语，它定义了整个展览的语境。”展览联合策展人王蕾提到。
正如标题“人生如建筑”（Life Is Architecture)，这场展览是一次对贝聿铭的人生和建筑作品的全面回顾与深度解析。在贝聿铭遗产管理委员会和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Pei Cobb Freed & Partners）的支持下，展览通过六大主题与逾400件展品——包括绘图手稿、建筑模型、照片和录像，以及多件首次公开的珍贵原始资料，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去了解贝聿铭跨越文化与时代的独特视野和非凡才华。在研讨会后斟酌而出的六个主题，共同构成了贝聿铭作为建筑师的全面视角和成就，并通过深入探讨这些主题，揭示了他对建筑美学、文化交流和社会责任的持续影响与贡献。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M+博物馆，2024年
摄影：梁誉聪（上&中）、郑乐天（下）
1917年出生于广州，1918年移居香港，年少的贝聿铭自1927年起一直在上海和苏州成长生活，直至1935年始在美国学习建筑学，之后于1940年和1946年分别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生活与学习经历，塑造了他独特的建筑视野和跨文化底蕴，能够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展览首个主题“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展示了他在学生时代的几件作品，其中包括他在哈佛求学期间，师从Walter Gropius的毕业设计——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他希望用这个作品向Gropius证明，建筑的国际化不应该消融各地的文化与历史，现代建筑应该探索生活与文化。而时隔60年后的苏州博物馆，与彼时未付诸实践的毕业设计不无相似之处。
上：Walter Gropius的文章《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刊于《今日建筑》第28期，1950年2月出版，由建筑与文化遗产城当代建筑图书馆提供。
下：贝聿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提供。该绘图在展览的第三部分“艺术与公共建筑”中展出。
第二个主题“房地产和都市重建”则揭示了贝聿铭在纽约房地产商齐氏威奈（Webb & Knapp）的工作经历。期间，他参与了华盛顿西南区都市重建项目，这是美国最早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而在1962年建成的基普湾广场（Kips Bay Plaza）项目中，他受到现代建筑大师 Mies van der Rohe影响，将结构和外立面合二为一，墙身更薄，窗户更大。这当然需要额外的成本，但贝聿铭成功说服William Zeckendorf买下一间混凝土公司来生产此模板，也在之后的低成本住宅项目中，延续了这种做法。12年间，他学习到了其他年轻建筑师不可能接触到的广阔经验：市场风向、建筑预算、政府法规与城市规划等，以及如何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这为他之后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他在后来的设计中，始终关心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也总能在经济、实用与美学之间找到平衡。
Webb & Knapp，华盛顿西南区都市重建项目（1953–1959）早期方案效果图，华盛顿特区，约1957年。
由Robert Schwartz绘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基普湾广场（1957–1962）公寓的客厅室内景观，纽约，2021年。
由久保田奈穗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久保田奈穗
然而，贝聿铭最感兴趣的始终是公共建筑——他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因而展览的第三个主题“艺术与公共建筑”对这一部分进行了呈现。自小家中就收藏了不少艺术品，耳濡目染中，他借助这些关于艺术的知识，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在纽约生活期间，贝聿铭夫妇常常去逛画廊、收藏艺术品，与艺术家们成为密友与合作伙伴。对他建筑风格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立体主义艺术，他亦开始在极简的几何空间中不断探索。
苏州博物馆（本馆）由贝聿铭设计，于2006年正式对公众开放。
摄影：UIG via Getty Images
艺术不仅仅是墙壁上的装饰，贝聿铭将艺术家的作品与建筑本身结合，令其成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而他与艺术家赵无极、蔡国强的合作，亦展示了他对艺术与建筑之间关系的深刻认知，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还涉及到文化与社会的互相作用及影响。
上：贝聿铭与赵无极在巴黎杜乐丽花园，约1990年。由Marc Riboud拍摄。©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下：赵无极的水墨画装设在香山饭店（1979–1982）四季庭大堂旁的房间中，北京，2021 年。由田方方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蔡国强，《春秋：应贝聿铭先生的邀请为苏州博物馆新馆作的计划》，2006年，火药纸本裱于木板（九屏）。
©蔡国强
鸣谢艺术家
在第四个主题“权力、政治与赏识青睐”中，贝聿铭一系列重量级的作品资料被展出。其首个具有国家影响力的项目是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虽为科研机构，但甲方希望这座建筑既要充满艺术感，又要和四周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NCAR于1967年竣工，作为一座未来风格的混凝土建筑，Woody Allen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1973）曾在这里取景。它的成功为贝聿铭带来了决定其职业生涯的重要项目——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正是这个项目将他推到了建筑界的顶端，一跃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建筑师之一。高曝光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得到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East Building, National Gallery of Art）的项目，东馆精湛的几何构图、丰富的选材和精准的细节设计，正是归功于机会、天才和财富的完美结合。由于东馆的成功，他最终被委任负责大卢浮宫计划的设计。
台地上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1961–1967）建筑群，科罗拉多州波德，2021年。
由久保田奈穗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久保田奈穗
Woody Allen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剧照，于NCAR取景
网络图源
不过即便是贝聿铭，也并不总是能够受到甲方的赏识。在香山饭店的设计中，贝聿铭希望在保证建筑现代化风格的同时保留中国的传统元素，他将苏州风格的白灰泥墙和园林引入设计，同时想让建筑与环境融合，所以建筑只有两三层高——但是在当时并未获得喜爱。展厅中呈现了一张照片，一群官员看着香山饭店，似露出疑惑的神情——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怀抱建设高楼大厦的期望，或许心中难免会有落差？
而由于“卢浮宫效应”，贝聿铭后续又承接了2003年竣工的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新翼和2006年落成的卢森堡让大公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Moderne Grand-Duc Jean）。这两个项目都是基于厚重的历史文脉，强调和延续了场地的悠久历史和功能，同时象征着城市从历史向不断发展的现代风貌转型。
一群官员察看香山饭店（1979–1982）模型，北京，1979年。
由曹慰祖拍摄。
©曹慰祖
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香山饭店模型，北京，约1979年，纸、亚克力。该模型于展览第六部分“以设计重新解读历史”中展出。
由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捐赠，尚待完成收藏程序。
图片：M+，香港，获授权拍摄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贝聿铭与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及宾客在香山饭店的开幕典礼上，1982年。
由刘香成拍摄。
©刘香成
第五个主题“物料改良与结构创新”展现了贝聿铭在设计过程中对于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的创新性探索。以今日的眼光回看贝聿铭于1948至1949年间设计的螺旋公寓，依然能够感受到绝对的创新性与前瞻性——所有公寓均为楔形，以半层为单位，沿着中心“树干”螺旋上升，从中心向外分别是核心筒、走廊、管道间、厨卫、起居室、阳台。而位于东海大学的路思义教堂，在没有任何支撑柱的情况下，仅靠四块弯曲薄片组成，仿佛双手合十祈祷；贝聿铭运用自己融贯中西的经验，结合了故宫及中国古代寺庙房顶的金瓦以及西方哥特教堂极具表现力的尖顶；自然光从四片墙壁的缝隙射入，类比教堂高窗的光影，屋顶亦有窄缝，形成东方式无限延伸的“一线天”。这个建成于计算机时代之前的项目，拥有令人惊叹的流畅的结构体系，贝聿铭通过结构设计来创造空间形态——“这个设计严格遵照结构体系及所选材料，并以逻辑和准则贯穿始终。”
Webb & Knapp，圆形螺旋公寓（1948–1949，未建成）入口和低层单位立面图，纽约，约1948 年，水彩纸本。
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1954–1963）祭坛后的玻璃幕墙一景，台中，2021年。
由李国民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李国民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外立面。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在香港中银大厦的设计中，出于预算的考量，贝聿铭的思路是：要把资金花在刀刃上，如果可以在结构上做到有效节约，整栋楼的成本就不会太高。于是，他和结构工程师一起，设计了创新性的超级合成桁架，内部交叉支架将承重分散到四个角柱，建筑内部可以无需支撑，整个框架结构既轻盈又坚固，外立面的铝制条板也正好显现出四角的支柱以及中心的斜角支架。中银大厦体现了贝聿铭结合美学与结构的创新，是对传统摩天大楼的一次现代升华。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M+博物馆，2024年。
图中央为Webb & Knapp的双曲面大楼（Hyperboloid，1954–1956，未建成）模型；其背后展墙上为香港中银大厦外立面图片。
摄影：梁誉聪
中银大厦（1982–1989）外墙一景，香港 2021 年。
由何兆南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何兆南
对于当今的建筑师来说，如何正确理解历史仍是一个挑战，似乎很容易就陷入肤浅的形式主义——展览第六个部分便以“以设计重新解读历史”为题。贝聿铭曾提到：“想要表达一种文化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表达它。”鲜有建筑师能像他一样，展现极其敏锐且日渐成熟的历史敏感性，他一直认为，艺术和历史才是建筑的精髓，并且在他超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停止对历史延续性的追寻，始终致力于亚洲与西方文化根基的研究。在抽象的现代几何外表下，深埋的是提炼之后的东西方空间文化精髓，因此，行走在他的建筑里，没有形式上的模仿，体验却总能令人回想起熟悉的文化场景。其炉火纯青的功力在每个项目中都极具灵活度，同样的文化底蕴被重新转译为不同的设计方向，令人叹为观止。
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中银大厦工地平面图，香港，1983年，喷墨打印纸本。
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即便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华裔建筑师之一，但公众对贝聿铭艺术贡献的了解却相对局限。因而，王蕾在采访中提到，策展中的最大挑战在于——“不能仅仅重复已经出版过的内容，而是要探索新的层面，找到新的线索和证据，这尤为重要。”
在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中的中国台湾馆，由两个廊桥连接的三角形建筑体量组成，颠覆了前两届博览会中使用的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形式，在当时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议。贝聿铭没有刻意去表现传统形式，而是在现代的建筑空间中，注入了简洁、平衡、高雅的精神特性，以彰显恬静洒脱、静观内省的人生观，在展览中以较大比例的模型重现了这一建筑。之前的出版物中未曾收录这个项目和它的故事，为了明确贝聿铭在这个团队合作的项目中担任了怎样的角色，策展团队专门采访了作为该项目建筑师之一的李祖原，从而取得了项目资料。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M+博物馆，2024年。
图中央为大阪世界博览会中的台湾馆模型。
摄影：郑乐天
同样没有出版过而鲜为人知的故事——早在1980年代，贝聿铭就受新加坡都市重建局（URA）邀请，参与滨海湾（Marina Bay）项目中滨海南（Marina South）片区的总体规划设计，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该片区如今已成为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策展团队第一次联系新加坡URA时，一度尝试获取项目资料无果，直到几年后终于收到回复。如今这一项目的模型资料已成为本次展览中的重要陈列。而提起贝聿铭与中国香港，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中银大厦，其实在1977至1982年设计的新宁大厦（Sunning Plaza），才是他在香港的首个项目——“虽然项目体量不大，但策展团队认为它非常重要，我们也寻找了资料与证据来呈现它。”王蕾如是说。
新宁大厦，铜锣湾，香港，2013年。新宁大厦于2013年底被拆卸重建。图源：Wikipedia
电影《英雄本色》剧照，图中一幕取景于新宁大厦。
网络图源
在贝聿铭遗产管理委员会和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的支持下，王蕾亦与贝聿铭的家人、合作伙伴进行了大量采访。展览展出了许多未曾出版、展出或数字化的珍贵资料。这些档案中还包括诸多纪录片，生动呈现了这位建筑大师独特的个性和与媒体密切的关系——早在他设计大卢浮宫金字塔之前，在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贝聿铭已在美国已声名鹊起，众多纪录片亦开始聚焦他的创作。而为了更好地解读其设计理念，策展团队还从不同的博物馆与合作方那里外借了模型。同时，为使新一代建筑系学生了解贝聿铭的作品，M+与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的两个硕士课程合作，邀请学生分别聚焦高楼和文化空间的设计，共同制作五件模型，展现贝聿铭生平最重要的建成和未实现的项目。
并非每个重要的项目都留有充足的资料。一如1948年，Walter Gropius与他的学生们曾为拟建于上海的教会联合大学——华东大学进行过校园规划，刚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硕士毕业的贝聿铭也参与了该项目，但可供展示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一本出版于日本的杂志；而另一个重要的展品则是1930年代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时期的学生作品和毕业作品，整套的图纸被保留至今，细腻的图面之美令人动容。
上：“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M+博物馆，2024年。摄影：梁誉聪
下：贝聿铭，麻省理工学院四年级习作设计《一所香港银行家会所》，1938至1939年。©MIT Museum，由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提供
六个主题分布在展厅中，其中数个展厅由一个中庭空间串联。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下方，展示了关于卢浮宫项目背后的故事与挑战。在贝聿铭的博物馆作品中，通常存在一个中庭空间——透过它，人们得以看见彼此，也可以于此驻足停留、汇集交谈。而展览的展厅空间设计，也正是回应了这种空间结构：试图营造空间的流动性——在这个中庭空间中，观者可以同时看到若干个展厅；人们能够由不同的方向看到不同的事物，在同一时间体验来自多个方向的空间维度；轴线空间亦贯穿其中，令观者在展厅中便能感受到贝氏建筑的空间特征。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M+博物馆，2024年
摄影：林炜然（上）、郑乐天（中）、梁誉聪（下）
而在展厅设计之外，展览还通过影像、模型和交互设计，将观者更为沉浸式地带入贝聿铭的作品中。除却纪录片的呈现，经典电影片段亦勾起了人们的记忆与情感：取景于新宁大厦的《英雄本色》，取景于达拉斯市政厅的《机械战警》，以及令人难忘的2017年路易威登在美秀美术馆（Miho Museum）的时装大秀——被誉为“桃花源”的美秀美术馆位于日本京都，隐匿于一片山林中，通过隧道和吊桥连接；在这个项目中，场地、结构、轮廓线条、 细节、光影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贝聿铭游刃有余地将自然、艺术、建筑完美结合。他曾在2001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表示，美秀美术馆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2017年的路易威登秀场选址于美秀美术馆，带来了一场自然地理、建筑杰作与时尚艺术编织而成的视觉盛宴，这次展览也展出了大秀的影片片段。
上：通往至美秀美术馆（1991–1997）的吊桥一景，滋贺县信乐町，2021年。
下：从美秀美术馆大堂看出去的景色，可见最左边的是“天使之喜”钟塔顶部，滋贺县信乐町，2021年。
由米田知子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米田知子
滋贺县信乐町美秀美术馆施工挖掘照片，配有说明文字写着“保留山丘，更换泥土，山丘上重新植林”，1995年。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贝聿铭文件档案盒459，案卷6
路易威登2018早春系列时装秀现场，2017年
秀场选址于美秀美术馆
网络图源
八个重要项目的大比例建筑模型，帮助观者更为全面地感知贝聿铭的设计理念与空间结构；而在“物料改良与结构创新”展厅，混凝土样本的展示，让观者得以近距离触摸、体验不同的混凝土质感；另外，展厅中“贝聿铭的新闻形象”部分则聚焦贝聿铭于媒体上的形象，包括杂志封面与纪录片片段，多方位展示了其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与媒体影响力。这些元素不仅呈现了贝聿铭作为建筑师的丰盛成就，也突显了他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的连结，以及于其中的重要影响力。
“策展团队希望通过这场展览将贝聿铭的作品带到一个更为‘接地气’的层面，借此促进建筑师的思考更广泛地融入社会。毕竟，建筑师需要与不同行业合作，协同完成项目，需要处理官方、企业、机构等多方面的关系。建筑不仅仅是美丽的构造物，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王蕾在采访中说道，“因此，这个展览不仅仅是关于建筑形式或城市中的独立建筑物，它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关。（我们）也希望借此提醒当下的年轻建筑师们在专注于建筑本身的同时，去全面考虑到一个建筑项目背后的各种力量与影响。”建筑项目作为社会的一部分，除却设计本身，其背后促成项目的不同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而这也是策展团队希望通过贝聿铭的故事来告诉公众的重要内容。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M+博物馆，2024年
摄影：梁誉聪
虽然发生在中国香港，但展览并未着重强调贝聿铭的香港情缘——“因为它已经贯穿了整个故事线”。展厅中的一件展品是贝聿铭的护照，其中一页布满了“hongkong”的印章，不过策展团队选择重点展示了另一页，来自亚洲的各个目的地，构建出大师创作脉络中的跨文化版图。而香港则像一条丝带，在他的各个项目之间串起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必特意展示——“因为它就在那里。”
而当我们的视角抵达世界层面，当我们越来越切身地感受到当前全球秩序的变化，当我们目睹依然有人试图在战争与分歧中维护彼此的时候，或许会突然意识到，像贝聿铭这样能够跨越文化界限、充满好奇心并愿意为他人而设计的价值观，是如此珍贵——“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体，而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种精神非常可贵。”王蕾说道，“国际化”并不直接指向跨文化的能力，真正的跨文化包含着尊重、理解与学习。这种价值观不仅适用于建筑设计本身，更关乎对人、社会及多种文化的尊重与拥抱。“彼时的贝聿铭——尤其是作为华人，能够打破界限而进行这些跨越文化背景的合作，尤为不易。这意味着接触并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事物，以一种深入的方式融入彼此，同时创造出新的事物与观念。在一切日渐分化的今天，这种全局观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展览想要传递的精神。”
苏州博物馆（2000–2006）大厅框起了花园中的石景等主要景观，苏州，2021年。
由田方方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上：从公共海滨长廊望向伊斯兰艺术博物馆（2000–2008），多哈，2021年
下：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多刻面主建筑一景，多哈，2021年
由Mohamed Somji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Mohamed Somji
上：艾弗森艺术博物馆（1961–1968）建筑及社区广场效果图，纽约州雪城，约1961年，墨水纸本。由Helmut Jacoby绘制。
下：从康奈尔大学的人文方庭望向赫伯特·约翰逊艺术博物馆（1968–1973）的景观，纽约州伊萨卡，约1968年，铅笔厚描图纸本。由J. Henderson Barr绘制。
图片：M+，香港，获授权拍摄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当我们讨论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其实是在讨论“贝聿铭如何改变了巴黎”。设计不只存在于金字塔的玻璃穹顶，更是关乎于城市中的人们如何从别处来到这里，如何进入，又如何离开，它本身就仿佛一个微观的城市体系。大卢浮宫计划（Grand Louvre）毫无疑问是贝聿铭最重要的建筑作品，跨越8个世纪的卢浮宫，远比他之前经历的任何一个项目都要复杂。被任命担任卢浮宫改造计划的主建筑师之后，贝聿铭要求给予他几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他想为整个建筑群找出一个中心，同时又不相对任何宫殿建筑进行过多的干预。
一名新娘在大卢浮宫计划（1983–1993）的黎塞留通道留影，巴黎，2021年。
由Giovanna Silva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Giovanna Silva
他曾表示，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整合卢浮宫，这不只是建筑层面上的——之前卢浮宫分为七个部门，各自为政，相互竞争，因此需要在建筑上将七个部门合而为一，建立组织上的统一性。于是整体设计方案是，开发拿破仑庭院及其地下空间，贝聿铭提出于地面设立一个玻璃金字塔入口，引入自然光，参观者透过透明的金字塔，可以仰视环绕的宫殿建筑。贝聿铭坦言，金字塔不是受吉萨金字塔的启发，而是从几何、空间、光线的角度出发推敲出来的结果，这个形式能以最小表面积引入最大的日光，也不会占用广场过多的空间。
上：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大卢浮宫计划的金字塔幕墙空间桁架内部立面图，巴黎，约1986年，墨水厚描图纸本。
下：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大卢浮宫计划中拿破仑庭院金字塔入口的白天效果图，巴黎，1984年，铅笔纸本。由Paul Stevenson Oles绘制。
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複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很多慕名前来参观的人都低估了这个项目的设计难度，毕竟从地面上只看得到玻璃金字塔。其实，它涉及到很多城市层面的流线规划，使得卢浮宫从分割城市变为与城市相连。改造前的流线非常混乱，游客常常要绕很大一圈才能从庭院进入建筑，进入之后又要面对迷宫般的走廊和房间。
改造之后，在长长的宫殿建筑中开辟了通道，增加了从城市不同方向进入拿破仑广场的路径，金字塔下的中庭连接了周围的三个馆，大大缩短了步行的距离，游客们从城市汇集到金字塔入口，又通过塔下的中庭空间分散到不同的方向。
大卢浮宫计划结构与动线设计研究图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二期改造项目是北侧的黎塞留侧翼，原本是法国财政部所在，因其历史建筑而保留了外墙，内部被改造为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两个庭院用于展示雕塑作品。卢浮宫收藏的雕塑作品大部分都是为了户外呈现，点缀在宫廷花园中，但在露天环境中又容易受损，因此在庭院中加盖玻璃穹顶，既保护展品，又可以在自然光线下欣赏雕塑作品。
大卢浮宫计划中黎塞留馆皮热中庭室内景观，巴黎。
由Giovanna Silva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
©Giovanna Silva
在贝聿铭的眼中，一直以来，博物馆与美术馆不仅仅是陈列艺术品的地方，更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让公众体验成为重中之重，让美术馆真正对公众敞开怀抱——如今，几十年过去，几乎每座优秀的美术馆都以这种公共性作为恒久的目标与愿景。
另一方面，当我们讨论贝聿铭对光线、材料与结构的处理，倘若要以模型来重现其建筑的精准，几乎是不可能了——在快速建造与网络红利交织并行的今天，这种精准的建造工艺似乎愈发稀有。他在卢浮宫金字塔中运用了特制的玻璃，因为市面上所有的玻璃都含氧化亚铁，有一种绿色光泽。为了获得水晶般透明的、不带任何色调的玻璃，甚至不惜说服工厂改造机器来生产——这种对质量的苛刻要求亦于当下极其罕见。“为了项目的完美呈现，为了促使项目按设计落地，他与客户、生产商、建造者的谈判沟通能力，对项目的管理能力，和对细节的把控能力，是极少有建筑师能够做到的，这些都是他重要的遗产与传承。”王蕾说道。
上：贝聿铭在大卢浮宫计划施工现场的入口处。摄影：THIERRY ORBAN/Sygma via Getty Images
下：贝聿铭与彼时的法国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一同检视卢浮宫金字塔的玻璃样品，1987年。由Marc Riboud拍摄。©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此外，在贝聿铭的设计中，深刻的历史文化根基是不容忽视的，他尊重不同的人和价值观，心怀民族情感并拥有全球视野，由此催生的形态和几何图形，更是坚定并放大了他的现代主义理念。这些都值得今天的建筑师们学习，深入挖掘历史，接纳不同文化，冷静观察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关注城市和人，学习全局的视角，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模仿和形式的相似，以此来设计适应特定地点和时代的独特作品。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
M+博物馆
2024年6月29日—2025年1月5日
撰文：姬远嵋
编辑：夏寒
图片由M+提供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