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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在危机中重塑人与生态自然的关系

W* 卷宗Wallpaper
2024-09-25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和全球生态崩溃,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将“战场”转至博物馆,向名作泼洒红色颜料和番茄汤罐。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以激进或沉静的基调呈现,“生态”早已成为近些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主题展览的核心。那么,当代艺术创作真的能够协助人类拯救自然吗?





展览"我感受到地球低语", 弗里德·布尔达博物馆(Museum Frieder Burda)


Sam Falls, Charon, 2022. 201 x 328,5 cm.

由艺术家和Galerie Eva Presenhuber提供, 苏黎世/维也纳.

© Sam Falls. 摄影: Jorit Aust.


Sam Falls. 摄影: Tin Ojeda.



从艺术家Olafur Eliasson于瑞士贝耶勒基金会(Fondation Beyeler)的展览“生命”(Life, 2021),到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的群展“当代艺术中的植物”(Presence of Plants in Contemporary Art, 2023),从杨沛铿在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呈现的“双附院,香港在威尼斯”,到刚于巴登巴登的弗里德·布尔达博物馆(Museum Frieder Burda)拉开帷幕的群展“我感受到地球的低语”(I Feel the Earth Whisper),以及BY ART MATTERS RESIDENCY天目里美术馆驻留中心的“看见万物”主题展览……似乎当代艺术圈中,人人都在谈论生态,且这些展览多有一个共通之处:通过混搭的时序、地域、材料、理念或合作者,邀请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鼓励我们怀着关怀与谦卑之心体验生态系统微妙而复杂的平衡,并滋养我们与自然之间感性且固有的依存关系,最终提高公众的气候危机意识并真正做出行动。



"生活"展览现场, 2021, 瑞士贝耶勒基金会. 摄影: Mark Niedermann



植物在博物馆内繁荣生长的场景引人入胜,纯净冰冷的白立方美学范式被打破。然后,我们不禁要问:艺术真的能协助我们拯救地球吗?





“我们通过物种内部和跨物种的合作而改变。地球上重要的生命事件都发生在这些转变中,而不是在封闭的个体决策中。”

—— Anna Lowenhaupt Tsing

人类学家



1998年,美国植物学家James Wandersee和Elisabeth Schussler描述了一种被称为“植物盲症”(plant blindness)的现象,即人们无法看到或注意到自己生活环境中的植物。植物盲症对地球有着严重的影响——如果看不到植物,那我们可能也不会保护它们。而由于植物盲症部分是由视觉和审美限制引起的,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可以在增强植物可见性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过去几个月,展览“植物远征”将长征独立空间转换为一座弥散着复合香料气味的迷人植物园。策展人戴西云委托植物文化研究与在地创意行动团队“植南门市部”,为八种生长于滇南边陲的植物编写小传,并收集它们在中国近现代时期的科学图像。这些由科学画及小传组成的“植物档案”与七组艺术家的作品并置,共构出某种“捕猎关系”。这其中的大多数作品匍匐在地面上——正如植物惯常地隐形于人的视线之中。它们呈旋转排布,诱导观者调整视差,调动感官与身体,俯身观察,重拾对自然和细微之处的感知。正如策展人所写的那样:“如何将植物看做是某种具有物质实体的力量,通过生长、变异和相互作用参与到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形成中,那么感知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重新唤起人类对自然自发性的潜在信念。”



"植物远征" 展览现场, 2024, 长征独立空间, 北京. 图片由长征空间提供



“看到”植物仅仅是第一步,欣赏它们的美才是引导我们保护它们的关键。正如作家兼学者Elaine Scarry在其著作《美与公正》中论述的那样,美激发保护欲,因为对美的感知需要观者承认所感知对象的生命力。在Scarry看来,美也有相互作用的效果,它同样可以拯救感知者的生命,从而创造出一种相互保护的契约。美的体验可以使人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性中解放出来,使感知者变得接近美。在这种体验中,中心发生了转移:“并不是我们不再占据世界的中心,因为那从不是我们的位置,而是我们甚至不再站在自我世界的中心”。

 

事实上,人类仅占地球总生物质的0.01%,而植物约占了80%;植物已被证明具备感知能力和自我意识,甚至拥有记忆。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应该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对人类与植物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科学研究还表明,人类的某些明智的参与性活动可以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着直接的关联,这意味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似乎有益于自然。在生态酷儿艺术家郑波看来,艺术正是探索跨物种合作可能性的有效媒介,并按此线索寻找艺术的新定义。从边缘人群和边缘植物的视角出发,郑波尝试透过绘画、舞蹈、影像,重启人类与植物在美学、情感、政治层面的亲缘。他认为,艺术并非由人类创造,而源于多物种(more-than-human,区别于non-human)活力。



郑波个展“蕨、松、山毛榉、金合欢”展览现场, 马凌画廊田湾工作室13楼.



郑波的亲生命性影像作品系列《蕨恋》是2023年马凌画廊艺术家个展“蕨、松、山毛榉、金合欢”与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植物主题群展中的焦点之作。该作品描绘了六位赤裸的年轻男子在台北郊外的森林中与蕨类植物亲密接触的场景——在此,植物不再被视为可以被剥削或作为装饰的存在,而是被赋予了敏感和情欲的潜力,是与人类平等的创造者。“我记得,在制作第一部影片之前,我很难向其他人去介绍它。在去年,我偶然发现了由生态学家Colin Bower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拍摄的YouTube视频。当中展示了一种俗称兰诱蜂的黄蜂热情地与一朵舌兰缠绵的情景。我想:‘哇!这就像我的电影!’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的电影就像这个被科学家称为‘拟交配’的尘世奇观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动物和植物都纠缠在跨物种性行为之中。事实证明,我整个艺术家生涯中最‘富想像力’的想法绝非原创。我不过是步了兰花和黄蜂的后尘。我们并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站在数十亿年的进化之中。”2020年,郑波在为《Art Asia Pacific》杂志撰写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的感叹与感悟发人深省。



上:郑波,《蕨恋 I》, 2016, 4K录像、彩色、有声, 17分钟

中:郑波,《蕨恋 IV》, 2019, 4K录像、彩色、有声, 16分钟

下:郑波,《蕨恋 V》, 2021, 4K录像、彩色、有声, 10分钟





“社会对待植物的态度也是其自身的镜像。”

—— Lois Weinberger

最早将植物融入作品的艺术家之一



植物,以越来越多元的方式渗透至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像传统风景画那样将自然作为描绘的对象,而是直接与植物展开互动。有些艺术家反思艺术和人类社会的其他元素该如何应对人为造成的破坏、气候灾难;还有的艺术家并不单纯基于环保主义的行动,或试图从自然界中找到确切、具体的意义连接,而是通过自然生态内在关系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


当代艺术探讨植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作为创作材料、灵感来源、药物;植物可以被解读为环境或艺术家自身情感、政治性、历史性、社会性的隐喻、投射、替代或延伸——正如滋养植物的根系一样,表面之下总是隐藏着更多的东西——有时唤起人类剥削、统治和生态系统崩溃的思考,但更乐观的是,它们也唤起了抵抗、团结、合作和重生的希望。


1936年夏天,Edward Steichen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他精心杂交培育的飞燕草,它们是最早在博物馆展出的活物,对传统的创作者身份、永恒性和纯洁性观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时间来到1960年代末,Hélio Oiticica的装置作品《热带》(Tropicália)再次重塑植物,他的盆栽棕榈树和龙血树讽刺了巴西作为野性绿色天堂的刻板印象,以及将复杂的生态系统,如亚马孙森林,简化为商品的文化政治操作。如今,将植物视为感官生物来重新审视我们与植物的互动,并根据我们与植物世界的关系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等理念,由新一代艺术家以愈发积极的方式延续着。



展览的装置视图, Edward Steichen's Delphiniums, 

1936年6月24日至1936年7月1日,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摄影: Edward Steichen


Hélio Oiticica在Whitechapel Art Gallery展出的

Tropicália装置作品的参观者, 1969© Guy Brett



正如在美国当代艺术巨擘Rashid Johnson迷宫般的装置中,植物邀请我们关注社群中最脆弱的群体,并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相联接;植物不再是人类中心主义下象征意义的客体化载体,而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主观能动性。植物于《烟与镜》(Smoke and Mirrors, 2009)首次渗入了Johnson的作品,并迅速成为一系列装置的主角,包括作为去年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当代艺术中的植物”展览亮点的《安托万的器官》(Antoine’s Organ, 2016)。这件作品中,一个黑色钢制网格结构围绕着中央的一架钢琴建起,285株来自不同地理和生态区域的盆栽植物聚集在网格上,与播放电影的显示器、书籍、地毯、椅子、荧光灯和用乳木果油制成的半身像等物品共享展览空间。



Rashid Johnson, Rashid Johnson墓上的自画像, 2006. Lambda打印, 40 1/2x49 1/2''. 丹尼尔·伯格博士收藏,芝加哥.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Rashid Johnson, 安托万的器官, 2016



在一次巴哈马群岛的旅行中,Johnson注意到当地废弃建筑的网格状钢筋结构被植被覆盖的景象,这激发了他对植物与建筑结构之间关联的兴趣,这种视觉上奇妙的组合促使他思考不同物质和理念之间非等级的、且流动的自然文化关系。这种流动性在装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植物不仅作为生命体的存在,还以不同形式出现在许多书籍内页,以及乳木果油雕塑和黑皂刨花中。乳木果油是从非洲乳木果树的坚果中提取的,而黑皂则源自于当地收获的植物和树皮的灰烬。就像Joseph Beuys作品中的脂肪和毛毡一样,这些材料在Johnson的叙事中成为了神话般的象征符号。在他的身份建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将他在芝加哥郊区成长的个人经历,与一种由植物体现的对非洲性概念的渴望相连结。



Rashid Johnson, 无题逃亡拼贴, 2019. 瓷器, 镜面, 木板, 乙烯基, 涂漆, 油画棒, 黑香皂, 蜂蜡, 246.4cm × 307.3 cm × 6.4cm





“真正的自由只能在保护他者的自由,甚至在保护所有生命蓬勃发展的需求中找到。”

——Culture Hack Labs

学者、活动家、艺术家



与Rashid Johnson相似,阿尔及利亚裔法国艺术家Mohamed Bourouissa同样把植物视为重新审视身份构建的媒介。Bourouissa于6月底在巴黎东京宫(Palais de Tokyo)落幕的回顾展“信号”(Signal)以沉浸式装置《残酷的家庭之根》(Brutal Family Roots, 2020)的躁动花园迎接访客。铺满展厅空间的黄色地毯象征着冬季盛开的金合欢,地毯上,植物被栽种在大型的金属盆中,它们的电活动被转化成可感知的节奏频率,通过头顶的扬声器播放,仿佛一场现场电子音乐会。原住民嘻哈艺人MC Kronic和埃及裔澳大利亚说唱歌手Nordean的言语插曲,偶尔会打断植物的声音,构成了生物之间一种新型对话中的片段。


香气浓郁的金合欢是阿尔及利亚的象征,呼应着艺术家在故国度过的童年时光。出于对植物全球迁移的兴趣,他追溯了金合欢从澳大利亚至阿尔及利亚的首次迁徙,这一发现,亦使Bourouissa的个人历史融入到全球化的历史中——金合欢铭刻在生命体的流散历史中,回响着殖民主义的暴力往事。



Mohamed Bourouissa, “残酷的家族之根”(Brutal Family Roots) 展览现场, Galerie Kamel Mennour, 巴黎, 2020



法国哲学家Félix Guattari在其著作《三种生态学》(The Three Ecologies, 1989)中呼吁,如果没有全球范围内的范式转变,真正的生态革命就不可能发生,这种转变不仅限于环境问题,还涉及社会关系和人类主观性的领域。于是,Guattari将相互依存的环境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共同归入具有伦理美学意义的生态智慧概念。与局限于博物馆或画廊内固定且“神圣”的作品相反,生态智慧实践,尤其是那些直接涉及植物的实践,推动着一种生动的、情境化的、跨学科的艺术;这些作品不再是物件,更像是一个生命体试探全新的共生方式的行动和研究。而对相互关联的世界的理解,是原住民思维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内在特质。


“所有部落宗教的基本主题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与土地、动物、植物和地球的联系,还有彼此的关系。人们在古老的生物共同体面前保持谦恭感恩的态度,因为它给予我们生命这个礼物,”铁木尔·斯琴这样说道。这位艺术家有着德国、蒙古/中国血统,在美国西南部圣卡洛斯阿帕奇印第安家庭中成长,他的创作一直深受原住民文化的启发。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时代,向各地原住民的生态守护型文化学习变得至关重要:尽管他们仅占全球人口的5%,但保护着世界上80%的生物多样性。他们是自然强力的守护者,共同之处是依赖于土地而生,并拥有以自然为中心的宗教及灵性。以艺术为路径,斯琴提出的“新和平”倡议,以在当下后世俗全球社会中激发自然的精神性为愿景,旨在播种下人们与自然关系的新叙事



“预见 你”展览现场,图片由魔金石空间提供



在近期于魔金石空间的展览“预见 你”(A Vision of You)中,斯琴的所有新作汇集成了一个分布式的意义系统及符号生态系统。此次展览灵感来自2023年秋季艺术家在横断山脉的一次旅行,那里有着物种演化摇篮的美誉,也是中国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作为回应,斯琴将横断山脉特有的风景和植物以3D扫描和数字再制的方式转换成作品,并以启发自三星堆青铜器和敦煌壁画的文化容器为承载。由此,艺术家不仅挑战了自然与文化、有机物与人造物之间的界限,也强调了一种将自然视为能动之物的意识,而这正是他试图为当代社会所唤醒的属于原住民文化独有的智慧。



铁木尔·斯琴, 洛绒之石, 2024, 树脂、铜、LED 屏幕,50×200×150cm, 图片由魔金石空间提供


铁木尔·斯琴, 以燃烧重塑之树, 2024, 铜、LED 屏幕, 120×74×89cm (雕塑和LED屏幕), 50×72×72cm (水泥底座), 图片由魔金石空间提供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当代艺术真的能帮助我们拯救自然生态吗?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艺术是帮助我们认识、感知植物多维度之姿的路径之一,且“看到”是做出保护的第一步。而艺术家在实践中与植物的协作,成为对植物本体具有意识的有力佐证。自然是真正的自然,而不是文明的对立存在:植物作为社会符号和集体潜意识的投射,其灵性将是后世俗社会人性和生存危机的出口。由此,我们走向一种生态智慧艺术——作为整体创作的艺术,成为融汇与推动社会、自然、精神三种生态的桥梁。与所有形式的主体对话的愿景:以同等的注意力倾听一棵植物、一位作家和其他任何生物的声音,它们无不是具备知识和权威的多元声音。



"生活"展览现场, 2021, 瑞士贝耶勒基金会. 摄影: Mark Niedermann




撰文:马君怡

特约编辑:lele

新媒体编辑:Ziyu

栏目海报设计:Lifan

图片来自网络




艺术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世间万象。在本期「艺艺生辉」栏目中,我们聚焦“民间经验”、“相地堪舆”与“自然生态”三组关键词,分别由三条不同的路径去感知当代艺术创作与现实世界的互文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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