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戰犯,戰爭受害者?
2012年9月30日(德國之聲中文網)在看見白發蒼蒼的周慶豐與女兒、女婿和孫子坐在客廳喝茶時,他給人的第一的印象並非昔日的"戰犯"。周慶豐是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暴行遭到判刑的160個台灣人之一,其中11人遭到處決。但周慶豐認為他也是受害者,戰爭不僅剝奪了他人生最精華的階段,而且讓他身陷戰俘營中,從當年的獄卒演變為後來的戰犯。為此,周慶豐希望向日本政府爭取賠償。
大約70年前,他曾在馬拉西亞的一個戰俘營為日本軍隊工作,負責看守澳洲战俘。現年86歲的周慶豐說,日本軍官要求他們暴力毆打戰俘,而且對此非常堅持。
日本一直被周邊國家要求對戰時的罪行做出補償。許多人認為,近期在東中國海發生的島嶼糾紛,說明了亞洲仍在清算戰後的主權歸屬問題。
在周慶豐所成長的年代裡,台灣正受到日本的殖民,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幾十年。他曾進入日本學校就讀,甚至起了日本名字--岡本慶明。他的家境貧窮,所以當他在1943年看到募集台灣俘虜看守員前往海外的廣告後,便報名參加。
一名曾經教導過他的日籍教師對此十分憤怒。他激動地質問周慶豐為何要淌入這攤渾水,並要他安分留在家中。但周慶豐並未聽從勸阻,因為他需要錢。
他在台灣接受了短暫的訓練後便被派往婆羅洲北部的戰俘營,婆羅洲即今日的馬來西亞。日本戰俘營是戰爭時期最恐怖的噩夢。超過27%的西方戰俘死於其中;與之相比,只有不到3%的美國和英國戰俘死於德國管理的戰俘營。
周慶豐立刻陷入了一個殘酷世界中,毆打犯人成為例行工作,包括囚犯和守衛在內的所有人都被捲入這個暴力文化中。他親眼目睹了一名守衛因為"下手太輕"所面臨的後果。一名日本軍官將這名守衛叫上前去,揮拳直接打在他的臉上,接著揉著指關節說:"這才是如何毆打犯人的方式"。
"訴諸殺戮"
與同樣被殖民的韓國人相同,台灣人在日本軍隊中是二等成員。日本人嘲笑他們是未開化的鄉巴佬,永遠不可能提升自己的水準。由於他們在軍中不具位階,周慶豐和其他台灣戰俘看守者分到沒有徽章的簡單日本製服,但對外人而言,他們看起來與日本人並無二致。所以當他們某次前往鄰近的主要城市古晉時,周慶豐等人花了一番功夫才與當地的華人社區成功接觸。
周慶豐說:"他們起初有一點遲疑,直到他們發現我們也是中國人才放鬆了警戒。但我們不能說太多話,日本人嚴格禁止我們與當地民眾交流。"
在周慶豐抵達婆羅洲之前,日軍在戰役中已經節節敗退。當他們越來越靠近前線時,來自家鄉親人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周慶豐寫了幾封信安撫了家人的情緒。
"我們從不寫任何細節。信裡的內容很一般,都是'我很好,一切都很平靜'諸如此類的內容。寫信只是為了讓他們不要太過擔心。但平均一封信要花上六個月才能寄達。"
隨著聯軍勢力不斷逼近,食物的補給日益短缺。一名瘦弱的戰俘每餐只能得到一碗摻鹽的米飯。根據專研該戰俘營的台灣歷史學家李展平表示,最後為了減少分配糧食的對象,日軍下令殺害戰俘。周慶豐說,他並沒有參與執行屠殺,但他知道其他台灣人被迫射殺手無寸鐵的戰俘;因為他們受到日軍威脅,若不遵照指令便會遭到殺害。
昔日的獄卒成為階下囚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昔日的戰俘營看守者成為階下囚。周慶豐被送入原本由自己負責看守的牢籠中。不久後,他被判處15年監禁。在將近70個年頭後,他仍堅稱自己從未虐待過戰俘,但他的說法如今已無從查證。
在入監服刑的幾年內,周慶豐多次被移監,直到1953年他被遣送脫離美國佔領的日本。他與一群日本和台灣犯人一起被送入專門關押戰犯的巢鴨監獄。周慶豐說,日本人得以回到家中,只需要每個月向監獄報到一次,但台灣人被強迫安置在獄中。
三年半後他的刑期被減免,周慶豐被允許回到台灣。18歲便離開台灣的周慶豐直到31歲才再次回到家鄉,對他而言,"所有事物都不同了,變得如此進步。"
他很快便找到了工作,過了超過半世紀的相對舒適的生活。但他仍希望日本政府能對他失去的青春歲月作出補償。
當地的歷史學家李展平也持相同看法。他表示,與周慶豐境遇相同的人,應該因為額外在東京監獄服刑而獲得補償。
他將此情形與歐洲作比較:"德國正四處為了他們在戰時的行為道歉。日本卻不這麼做。"
雖然如今仍在世的戰俘看守員已經所剩無幾,但當被問及是否有信心能獲得補償時,周慶豐說:"情況並不樂觀"。
來源:法新社 編譯:張筠青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