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記者的《中國說明書》：中國

生活在世界的中央之國，中國人似乎普遍缺乏方向感，這難免有時會令外國人處境尷尬。例如，暈頭轉向的我們向路邊的一位長者問路，「向左拐。」他和顏悅色、毫不遲疑地答道。在這種情況下，你該怎麼辦呢？正確的做法是：繼續詢問下一個。這可是無數遊客的經驗之談。一般說來，三人以上、眾口一詞的方向指示方才可信，而這種謹慎是有道理的：

1）依然有許多中國人侷限於自己的生活圈子，而對本街道、本工廠，或者本市區之外的世界一無所知。

2）大部分人恥於承認這一點，他們寧可信口開河， 也不願坦言「不知」。畢竟，統計學表明，蒙對的可能性高達50%。

再舉一個不久之前的例子。我的一位德國同事和一名中國工程師交好。這位姓程的工程師替他打理魯爾區的舊鋼廠，將拆卸而成的零散零件裝船運往上海，並邀請他同遊中國。程先生是四川人，在上海工作過七年，之後來德一年。「我想，他可以帶我觀光上海，然後再作我的中國向導。」我的同事打起了如意算盤。然而他很快發現，程先生——這位三十來歲、彬彬有禮、博學多才的中國男子根本不是上海通。顯然，他那七年基本上是在鋼廠度過的。經歷了頭幾天的雲裡霧裡、上錯車、買錯票的鬧劇之後，我那大字不識的德國同事成了開路先鋒。隨後，他們還去了千里之外的雲南，來到喜馬拉雅山腳下。看過一眼地圖之後，我的同事指出，翻過下一個山頭，只需半天的路途，就是程先生的家鄉——四川攀枝花了。中國工程師幡然醒悟：「對呀！」他立馬修改了行程計劃，第二天就乘公車看老朋友去了。

程先生無疑是一名腳底踩雲、暈暈乎乎的工程師，不過他的行為倒是多少驗證了我的一些個人體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很多中國人只在意發生在周邊、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事情。我還必須在此補充：這一點正在發生改變，不少中國人也有興趣認識德國、美國——尤其是求知若渴的年輕人，他們對西方的瞭解經常多過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但是，探索未知領域的好奇和勇氣還是相當有限。

中國歷史上當然也有過旅遊探險家，例如下西洋的鄭和（1371—1434）。鄭和時代中國掌控的海域範圍遠遠超出了後來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上下4000年，差不多每一個歷史時期，中國都在國力、人口、財富、發展程度及世界性上勝過歐洲。上溯唐朝初年，中國廣東就已生活著20萬外國人，他們來自馬來西亞、印度、非洲、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據英國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考證，1820年中國經濟產出佔了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2004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佔全球比例僅為4%）。

堅牢的船隻、精良的軍備使得鄭和艦隊所向披靡，他的航海環游要比麥哲倫早100年，比哥倫布早72年。英國原潛艇司令員加文‧曼席斯（Gavin Menzies）甚至著書立論，認為鄭和早已發現過美洲大陸。從歐洲人的眼光來看，假如鄭和果真肩負這樣的使命，倒也合乎邏輯。但是問題在於，曼席斯無法從中國史書記載中找到相關的證據。

這正是這段歷史的可悲之處，它未能凸顯中國的偉大，相反，它代表了一種機遇的錯失。直到今天，中國對於鄭和的紀念尚不及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那裡矗立著更多的塑像、廟宇，流傳著更多的民間傳說。有趣的是，2004年，中國政府突然大規模掀起了「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宣傳浪潮，稱「鄭和出使西洋是中國古代執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範例。」這大概事出有因。中國海軍軍備不斷升級，一時之間，「中國威脅論」驟然四起，而鄭和的先例有利於支持 「和平崛起」 的中國假說。鄭和的歷史形象簡直就是一位航海的聖誕老人，除了禮物及和平，他的包裹裡沒裝槍彈。

同今天的讚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鄭和以及他的君王死後不久，中國就發生了令歐洲人無法理喻的變化。艦隊完全消失了，王朝內部自相殘殺，400年的航海史突然中止。1500年，宮廷傳訊：各處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違者格殺勿論。二十五年之後，中國朝廷毀滅了所有的遠洋航船。中國告別了廣闊的大海，轉而閉關自守，並自此沉淪下去——從不知不覺到無法遏制，不久，歐洲人掌握了海上的霸權。

為什麼中國要選擇一條這樣的道路？因為輝煌之後回歸平淡；因為永樂皇帝死後，宮中保守派又佔到上風；因為大臣們相信，外部世界裡的蠻夷根本比不上皇天之下的文明；因為中國皇帝自比宇宙不落的星辰；因為只有「小人」才永無止境地追求更多的利益。總而言之：因為中國還不夠貪心。

也許，當某人位於世界的中央，處於世界的軸心，他無須再去注意東南西北的方向問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重要的不是向東或者向西，重要的是另一維空間裡的定位——垂直空間裡的向上或者向下，上天或者入地，人與人之間的上下級關係——這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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