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峽工程的異議

首先，中國著名女記者，當年曾以反對三峽工程聞名於世的戴晴，懷疑官方如此大張旗鼓張揚工程完成到底有什麼背景:「五月二十日大張旗鼓地慶祝，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為五月二十日叫做大壩壩體右岸水泥澆灌完成，其實是一個很小的階段的完成。但他之所以這樣大張旗鼓地在忽悠呢，我覺得是不是他們覺得現在三峽工程，李金華正在審計它，下面還要繼續要靠三峽建設基金在全國人民用電的電費裡面給它扣，是不是有一個造勢的作用。」

對於戴晴來說，這個工程在國家政治建設層面上是值得懷疑的。但對於旅居德國多特蒙德市中國籍水利工程專家王維洛說來，現在宣傳大壩建設成就，必須放在另外背景上來條分縷析:「我們比較大壩到底是建成了還是沒有建成，我們總要和1992年比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了什麼，你現在建成了什麼。」

戴晴回憶當初批准三峽工程時的情形:「關於三峽工程的表決，本來是應該在1989年春天，那次的兩會上表決。當時之所以趕緊出版了一本小書，叫做「長江，長江」，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要開人大了。開人大就要表決這個工程，可是很多對這個工程有不同意見的人，他們是非常有經驗的專家，科學家，工程師，他們的意見沒有機會表達出來。所以，我們就趕著出了那本小書，並且把它發到了人大和政協上了。後來接著就是學生上街了，六四發生了。本來在1989年，國務院，當時李鵬是總理，姚依林是主管副總理。因為大家有不同的意見，他們的意見都很有道理，所以他們當時是姚依林出面宣佈，五年之內，不要再談三峽工程。」

事實上，三峽工程到底在什麼意義上，現在是提前超額完成任務，可以見仁見智。但三峽工程當初上馬，的確是提前了至少三年。比較這個工程開始的提前，王維洛指出現在大壩工程宣佈完成，卻不過是個障眼法而已:「首先最引人矚目的是一個升船機。根據1992年批准的三峽工程議案，提出了三峽工程大壩通航的構築物，是由一個五級船閘和一個隨之的升船機組成的。五級船閘現在大家都看見了，那麼升船機在哪裡呢，誰也沒看見。他說的大壩工程全面完工，這個升船機沒有完工。」

外行人可能不記得了。內行人都知道:保證長江這個中華民族的黃金水道暢行無阻，這不但是已故中國總理周恩來的要求，而且是當初中國交通部同意上馬三峽工程的前提。而要滿足這個前提，安裝升船機，是必不可少的。

王維洛說：「當時預計就是半個小時就可以通過升船機越過大壩。中國當時計劃應該是1997年建成這個升船機，因為他要用這個升船機來保證大壩建設時期，長江的通航。到了2006年的時候，這個升船機也沒有建成。現在還沒有影子呢。」

這位對三峽大壩瞭如指掌的工程師，一項一項例舉官方不願提到的事實，來說明三峽工程不但立意上，而且在工程實施過程中，也存在種種重大失誤，比如大壩蓄水能力:「大壩能蓄水的能力，是由大壩最低的那一塊板來決定的。三峽大壩他說他全部建成了，是到了185米。但是五級升船機上面的門的高度是168米。所以說三峽哪怕你說你現在建成了，最高的蓄水位也只能蓄到165米。」

再比如官方一再聲稱的接近或超過世界水準的大壩澆築品質: 王維洛認為：「壩體本身是不能讓人放心的。1998年，三峽左岸在澆灌混凝土層的時候，使用了不合格的混凝土，出現了弱混凝土層。特別是三峽大壩的裂縫問題，那是2002年的時候，「南風窗」的記者寫了一篇報導，揭露出來的。一共是八十多條裂縫，將近一半是在迎水面，將近四十條是在背水面。最長的，超過三十米;深有三米深。當時出現這個問題以後，很多工程師，特別是中國的院士們，就出來解釋，說:裂縫不要緊。」

甚至中國最高級別的專家，也承認工程實現過程中出現最基本的原則失誤:「張光斗教授，是三峽大壩初步設計審查的總負責人。他最後給三峽建設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說根據清華大學水利系師生的計算，三峽水庫防洪的庫容計算出錯，沒有原來計算的這麼大。他又建議中央領導，千萬不要告訴中國老百姓。現在對外宣佈的三峽防洪庫容，有221億立方米，這個數據是錯的。那麼如果最主要的數據都錯了話，其他也可能出錯。」

其他出錯的地方比如有防止地震和地質災害問題: 王維洛說：「三峽工程完成報告時，報告裡是這麼說的:三峽庫區庫岸比較穩定，一共可能發生滑坡的地方是150處。等到三峽工程批准以後，現在報告上說的是什麼呢？三峽水庫可能發生滑坡的地方，是1500處，是原來論證報告的十倍。」

不管贊成還是反對三峽工程的人，都很擔心戰爭對大壩的威脅。現在，中國官方不再強調大壩是否能夠防止包括核彈襲擊的能力，但作為反對派的專家，王維洛卻提出這個安全問題，當年在作軍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時候，就是一個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問題，這麼多年的建設，並沒有改變這個敏感度。王維洛指出：「張愛萍將軍和張震將軍專門來研究大壩的安全問題，張愛萍將軍當時作完這個研究，他的結論是: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下，無法保證三峽大壩的安全。中國朱成虎將軍提出來，要用導彈，不惜放棄中國東半部，和人家拼個你死我活。其實朱成虎將軍的這個理論，在三峽工程的論證當中，已經被用過一次了。這個理論的根據叫做極限戰爭。錢偉長先生在美國第一次打伊拉克的時候，打完以後，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告訴他們千萬不要搞三峽大壩，因為現代戰爭，中國的防空能力沒有辦法防這個。」

最後，王維洛談到了環境問題:「張光斗給中央領導寫報告的時候說:要處理三峽庫區的水污染問題，需要三千億人民幣。而三峽工程後來更改過了的，提升了的造價是兩千億人民幣。你造了一個兩千億的工程，你要用三千億人民幣來解決它所造成的水污染的問題，一般人就此可以看到這個工程的不合理性。」

一般中國人是否願意或者能夠看到工程的不合理，不得而知。但據女記者戴晴的回憶:1992年批准這個項目時，中國人大代表中看到這樣不合理的人，卻創下歷史記錄。「在這次會上，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有棄權的，有反對的。這個局面還是在另外一個背景下才形成的。在人大開會之前，中宣部組織各界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所謂地到三峽去視察，像人民日報和其他別的大報，一天接一天地發表贊頌工程的文章。在人大開會的時候，也有黨員人民代表。黨員人民代表還做了很多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還是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沒有支持這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