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談到政治問題時，多數歐洲人相信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差異，就如同歐洲足球與美式足球間的鴻溝。如同美式足球般，美國民主是屬於美國的內部游戲。侯選人可以在失去多數普選票的情況下入主白宮，這樣的選舉系統在美國人看來或許正常，在外人眼裡並不合理。但無論存在哪些差異，歐洲還是能借鑑美國選舉的一些教訓。英國劇作家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在1972發表的作品《Jumpers》中詼諧地寫道："投票不是民主，計票才是。"今年的美國大選驗證了這個說法。
民主的本質在於，輸家能接受失敗並承認選舉結果。美國總統川普对選舉公平性的攻擊，不僅破壞美國的聲譽，而且可能預示著可能的不幸-有爭議的選舉將在美國國內外激增。
民主無法防止分裂
對於陷入分裂的國家中的不同政黨人士而言，民主最大的威脅不是破壞既有規則，而是其它黨派的勝利。越來越多人做好玉石俱焚的準備，只為防止對手上台。在這樣的壞境下，法院、中央銀行或自由媒體等中立機構面臨了淪為政治武器的風險。
美國大選也讓我們學到，在受到新冠疫情衝擊最嚴重的社會中，更可能加劇現有的分歧，而不是促進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美聯社的一份分析指出，在人均新增病例最高的376個縣中，絕大多數選民（佔這些縣的93%）支持川普。
歐洲應把美國的情況看作一次警告：如果延長封鎖並關閉經濟，我們的社會可能會開始出現類似於我們在美國目睹的爆炸性混亂。
雖然人們經常讚揚民主能彌合現代社會中的分歧，但美國過去四年的經驗顯示，民主政治可能強化並加劇這些分歧。選舉揭露出民主黨和共和黨不只是兩個政黨，在選戰中更成為各自為政的兩個國家。這場政治戰爭不會因為川普败選而終結。
人口結構具有決定性
歐洲人還可以從美國的經驗中學到，政治人口結構經常決定命運。數字很重要。一旦數字改變，權力便會更迭。人們在對民主的陳述中一直堅持，選舉的勝利是由選民的心態轉變而決定。但權力也可能因為選舉機構的偏移被顛覆。這樣的情況發生在當具有強烈集體偏好的新一代出現時，例如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西方民主國家。當數量龐大的新選民加入政治並將其重塑時，也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許多國家在引入普選制度，或是出現大規模移民後，也會有這樣的結果。拜登之所以能在亞利桑那州或喬治亞州取得出色成績，不是因為選民心態改變，而是人口結構發生變化。
所以許多本土主義者認為移民增加不僅構成經濟或文化威脅，也會成為政治威脅，這樣的想法不足為奇。無論在美國或歐洲，多數群體對於自己可能成為少數群體的憂慮，都會成為本土民粹主義崛起的最強助力。
歐洲的議會制在體制上能更好地防止政治極化，但波蘭的例子顯示，這個體制並不一定是最好的防禦方式。如果我們不找到彌合城鄉、教育程度和老少政治偏好差異的方式，歐洲民主將被美國式的兩極分化所感染。
"川普前時代"一去不復返
美國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絕大多數支持拜登的新一代人已經準備好除去社會中的民粹主義包袱。但當談到年輕一代的政治承諾時，歐洲人應提防避免將美國夢照單全收。
歐洲30歲以下民眾所佔的人口比例低於美國。劍橋大學民主未來研究中心近期的研究指出，無論從絕對值或與其他年長族群的比較值來看，全球各地的年輕世代對民主的不滿逐漸增加。事實上，將選票投給拜登並不意味著不受民粹主義的多數主義吸引-尤其是如果它來自左派。
美國還要一段時間才會正式公佈誰是下任總統，而且人們可能要到一月中旬才會得知誰將控制參議院。但即使是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歐洲都不該像過去幾十年那般依賴美國。民主黨重返白宮並不意味著"川普前時代"將回返。
歐洲有理由擔憂，川普的第二次次任期可能將破壞歐盟提上議程。如今這樣的風險顯然已經消失，但歐洲如果想等待拜登為歐洲指路，那就大錯特錯。現在該是時候由歐洲接觸華盛頓，根據大西洋兩端的現況，提出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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