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差春晚"和"埃及禁忌"的背後

面對社會矛盾：重返紅色主旋律

首先，今年的春晚之所以被稱為"歷年最差的春晚"，主要原因是其政治色彩過於濃重，讓人感到似乎回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二十多年來春晚那種喜慶、充滿生活情趣的味道，為充滿主旋律的基調所掩蓋，以致於春晚才開始一個多小時，中國大陸微博上已是罵聲一片。四個多小時的春晚，幾乎就是在熒屏上的演出和微博上的批評兩個輿論場上同時展開的。

春晚遭人詬病非自今日始，但今年的春晚遭人反感卻主要是由於其濃重的政治色彩。而這一點恰恰折射了過去一年中國大陸在政治環境上的大幅倒退。凡是在中國大陸從事新聞和法律工作的人們都知道，過去一、兩年，中國大陸的輿論和司法環境大幅收窄。在司法領域，前若干年還為人倡導的法治和憲政已成為禁忌，"黨的利益第一，人民利益第二，司法標準第三"似乎成為不成文的規定。在新聞輿論領域，倒退更是明顯：除了網路的大幅屏蔽外，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批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都已成為新聞界的禁忌；甚至就連公民社會的提法也已成為一大禁忌。

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有人說是"十八大"在即，穩定至上；有人說是由於北京內部就政治體制改革產生分歧。其實，這些都非事情的本質。真正的本質是，中國由於多年高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已經形成龐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由此形成中國社會 "富得來路不明，窮得心有不甘"的畸形而極其危險的現象。從上海楊佳刺殺警察，到重慶暗殺哨兵，再到一些地方的人們將矛頭直接對准政府，中國社會的矛盾激化已經不容人們再以鴕鳥心態予以對待。而年前鄭州一名局長對新聞界發出質問"你到底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則集中折射了特殊利益集團的思維模式。

坦率講，上述問題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由之路，西方早年工業化進程中也有類似現象，其藥方只能是完善獨立的法治和監督，亦即以市場經濟的藥方醫治市場經濟的病症。但在今天的中國，由於特殊利益集團與政權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係，開出的藥方卻是重返早年革命時代的精神氣質，亦即以計劃經濟的藥方醫治市場經濟的病症。從司法界的"黨的利益第一"到新聞界的"主旋律第一"，再到重慶的"唱紅打黑"，直到今年春晚之所以為人詬病，無不折射了這一困境。

政權安危：宣傳部門杯弓蛇影

與此有關的，是中國大陸在埃及局勢報導上的左右為難。突尼斯和埃及局勢均起源於一起普通民眾的不滿事件，但卻折射了其積壓已久的問題。正是這一點，讓中國的宣傳部門產生聯想，並試圖阻止中國民眾產生進一步的聯想。於是，中國大陸對埃及的報導常常去頭掐尾，而評論則避重就輕，不及本質。如果說，國際新聞報導為國內政治服務，是中國大陸體制下歷來的傳統，那麼此次埃及局勢的報導困境，則似乎超越了這一原有的體制傳統，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對政權安危的擔憂。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這幾年在中國已是一個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中共領導人近年也已毫不忌諱這一問題，甚至還提到"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但今天的中國，主管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門經常擁有封殺最高領導人講話的生殺大權。在中國大陸新聞領域裡發生的許多怪現象，某種程度上似乎都反映了這一點。

特約撰稿人：李崇光 （在香港的中國問題分析員）

責編：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