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劉曉波受迫害真相必有審判

（德國之聲中文網）假如他是一個自由人，劉曉波也有可能患上肝癌，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在監獄中不會遭受毒害；假如他被允許出國治療，肝癌也有可能沉痾難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可以被剝奪選擇治療的權利。作為人類歷史上唯一被完全監禁至死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位在全世界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專制政權反抗者，劉曉波受迫害的真相遲早會得到公正的調查。

前一例在監禁中辭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卡爾‧馮‧奧西茨基，那已經是八十年前的往事，監禁者是希特勒納粹黨。而且，以納粹的野蠻和殘忍，奧西茨基患上肺病之後，也在法律名義上獲得了釋放。獲釋兩周之後，1936年11月23日，諾貝爾獎委員會還到他的住所，給他授獎。在這件事情上，說中共連八十年前的希特勒納粹都不如，並非是一個比喻，也毫不誇張，而是一個確鑿無誤的事實。七十年前，納粹受到國際法庭審判。終有一天，劉曉波的迫害者也難逃法網。

納粹罪大惡極，很多西方人不樂意拿別的惡魔跟它比較。而且德國也有共產專制歷史，東德與西德的統一不同於納粹的戰敗。官方文件說，德國經歷了兩種不同的專制統治。這種對不同的定義，自然也會影響人們對中共專制的看法。並不是人人都能明白，儘管東德社會黨對社會和人性的破壞罄竹難書，但是貌似和它擁有相同制度的中共政權，在人權迫害的深度與廣度上早已遠遠超越。

東德的轉型正義經驗

我曾和一些中國學者訪問德國若干機構、學者、檢察官和律師，瞭解德國統一後對東德共產專制遺產的處理。大約涉及到四個方面：一是安全部門秘密檔案的保留、修復與公開。由於史塔西檔案館的開放及《竊聽風暴》等影視傳播，秘密警察的骯髒歷史已廣為人知。但是，似乎沒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在今天的中國仍是異議人士的日常生活，而且變本加厲。在劉曉波受迫害案件中，國安部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劉曉波親口對來自德國和美國的兩位醫生表明，他希望出國治療。這是我們所知的他的最後遺言，所幸經兩位醫生傳出。中國醫院卻在聲明中扭曲兩位醫生的意見，用作阻止劉曉波出國治療的證據。兩位醫生發表聲明予以澄清。德國駐華使館也發表聲明，指中國當局違背協議，破壞信任，並似乎顯示"是安全機關引導（治療）進程，而非醫學專家"。這是非常重要的訊息，須知：對於異議人士來說，安全部門的存在目的在於迫害，而不是治療。

東德轉型正義的第二個經驗，是全面清理共產黨（東德統一社會黨）統治精英。9.5萬名國安人員被解僱，16.5萬名軍人復員（剩餘的1.1萬名被合並進入西德聯邦國防軍 ）。行政、司法系統大換血，為專制政權效過力的人幾乎難以留用。

在最後一項正義補償即財產歸還、經濟賠償及名譽平反之前，這是最關鍵的一步：統一後的德國延續了東德改革期已開始的對各種犯罪行為的起訴和審判。這些案件包括受到政治性司法不公而被判處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對被害者的抹黑，秘密監聽、中斷通訊、暗中搜索住宅案件，以及東德監獄不當對待、虐囚、致死案件，等等。

未來必有公正的審判

中共官方喉舌媒體及外交部一再振振有詞地宣稱，劉曉波是根據中國法律判刑入獄的犯罪人員。在審判東德迫害者的犯罪行為時，德國法庭首先根據當時東德的法律裁量。但是涉及對人權的嚴重侵犯的案件，則不受前東德法律的限制，以國際人權法取而代之。對於屢次在東德國安會議中下達開槍屠殺指令的前東德國安部官員以及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官員，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堅持對其判刑，借此強調國際法普世適用的重要性，以及國際法應取代違反人權的國內法對於法制建設的作用。

且不說中國憲法前後矛盾，一邊宣稱保護言論、出版及集會自由，一邊強調堅持"四個基本原則"，也不說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近二十年卻未經橡皮圖章全國人大批准，本身就是一個國際政治笑話，劉曉波被判11年重刑，其"犯罪證據"僅僅是他發表了一些政治批評文章，以及發起《零八憲章》聯署，其荒誕與殘酷不言自明。

但這似乎還不夠，在劉曉波的刑期所剩無多的時候，突然傳出他患上肝癌，而且已到晚期。與此同時，官方宣傳又稱他在獄中得到定期體檢。這些體檢是如何進行的？肝癌又是怎樣發現的？發現患病之後，官方作了怎樣的指示？在他和家人表達希望出國治療之後，經過了怎樣的匯報、討論和決策，是誰下達指令堅決拒絕？醫生為什麼要為這個決策背書？醫療團隊和國安部門是如何合作的？他的病房受到怎樣的監控，是否有機會留下政治遺言？

東德安全部門在最後關頭大量破壞秘密檔案，而人們有理由相信，中共對歷史檔案的破壞更加肆無忌憚。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期待未來的公正審判，因為接受審判的不僅是殘留的文件，而且還有各類活生生的人證；我們也相信在資訊相對容易的今天，已經有很多當事人及知情者保留了相關證據，因為已經開始接受審判的，還有個人和歷史的良知。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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