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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陈桂棣先生，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您和爱人吴春桃女士撰写的"中国农民调查"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众多奖项肯定。这本书是从揭露安徽阜阳一个村子里的不公现象入手的。我想知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的安徽农村，在您这本书出版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桂棣：应该说变化还是很大的。我们那本书主要是反映了农民的负担，因为当时安徽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准备推向全国。我们这本书出来以后，因为我们介绍了安徽进行试点的全过程。当时中央的这个方案是有缺陷的。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安徽进行的税费改革试点基本终止了。我们的书结束时间不长，中央就出来一号文件，提到要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了，我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得到了或是正在得到解决。我们重点反映粮食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农民的粮食就不能进入市场呢？要国家统购统销？作品发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粮食市场放开了，价格也放开了。从05年，全国是06年，把农业税取消了，这点农民还是非常欢迎的。还有我们反映的农民的教育问题，现在九年义务制教育在农村的孩子基本上学杂费都给免了。这都是一些变化。

德国之声：您通过纪实文学创作实地进行考察接触了不少农民，走访了不少村庄。据您的了解，中国农民对改革开放有怎样的评价？

陈桂棣：第一个呢，毕竟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人民公社那一大"公"基本被废除了，大锅饭也不吃了，大家干活的大呼隆也没有了。而且种什么，怎么种都有农民自己决定。总体来讲，农民对改革开放还是非常高兴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因为改革30年了，"大包干"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应该讲还是很大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进入城市以后，农民看到的这个改革呢，就是好像与农民没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就只是增加农民负担。

德国之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常被引用，但是现在中国上下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您觉得，中国在农村建立"和谐社会"应该从哪下手？

陈桂棣：现在"和谐社会"的这个概念提出来了就是因为社会不和谐。最主要的不和谐就是城乡的差别，不是中国历史上了，应该讲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怎么解决呢？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城乡分治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城市一套治理办法，农村一套。而治理城市是牺牲农民的利益。这样一种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二元体制结构必须要改变，否则谈不上和谐。

德国之声：今年9月召开的中共17届三中全会围绕三农问题，确定了土地流转政策，您觉得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否会因此有所改变或是改善？

陈桂棣：这个问题还有些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的流转肯定会使一部分农民富起来，流转了以后，土地向会种地的这部分农民手里集中。就是规模化的经营，他肯定会富起来。现在问题中国是9亿农民，我们根据资料得知有2亿3000万农户。也就是18亿亩地由2.3亿农户种，他肯定不会富裕起来。土地集中起来每家至少要有100亩他才能看到富裕。那就问题大了。他只能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富裕问题，而绝大多数人在土地流转当中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要有配套的政策。土地流转以后，大量剩余劳动力必须要解决出路问题。就要解决农民工的一些政策问题。如果没有配套政策只是土地流转，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富裕起来。

德国之声：陈桂棣先生，如果让您简单概括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给您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您会怎么说？

陈桂棣：我有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带来很大变化，比如大多数人不愁吃不愁穿。相对来讲也敢讲讲真话，起码我能接受你的采访不会有敌台卖国的嫌疑。这是中国一个变化。但是差别太大了，印象太深刻了。就像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的，收入差距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生病了。还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搞经济改革这么多年，但是政治改革是滞后的。所以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司法不公，越来越复杂。也就是社会繁荣的同时还多潜在的危机都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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