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09 interview zypries china d

盖斯勒尔：在欧洲之行的框架内，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周三晚间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周四，温家宝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会谈想必会在更为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将近两年前，默克尔因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导致德中关系一度出现紧张。数月来，曾一度中断的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得以重新启动。您认为，中方对待法制国家对话的诚意有多大？

齐普里斯：我的印象是，中国人非常认真对待与德国的关系。我们必须知道，德国不是世界唯一一个在司法领域与中国开展对话的国家，此举的目的也在于将本国的法制秩序引入中国。因为，在中国诸多领域法律制度欠缺，民法和行政法亟待建设。在这方面我们有竞争对手，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其执政期间倡议建立的德中法制国家对话，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我们每年都举办许多活动，现在，德中两国相关协会也举办活动，比如德国律师协会就与中国律师一道组织自己的活动。我们在中国有相关的合作大学，在学术层面展开对话，另外，我们每年还举办一次大型研讨会，除了两国司法部长之外，与会代表还包括近60名相关专家。

盖斯勒尔：您刚才说，德国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声誉。但大赦国际始终对中国的死刑执行情况予以谴责，根据大赦国际掌握的数据，人们会认为，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并没有对此产生任何影响。您认为，这只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吗？

齐普里斯：如果有这种印象的话，那么这是错误的，而且是完全错误的。通过法制国家对话，举办许许多多的活动，其中也涉及刑法和刑事犯人权益的内容，在我们的努力下，中国人大做出决定，每一例在中国执行的死刑判决均需经过最高法院的审核。由此一来，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明显减少。

盖斯勒尔：自一年来重新启动的德中法制国家对话一如其宣布的一样，主要涉及扩大律师系统的合作。我可以想象，尤其是中国的异议人士希望在必要情况下得到应有的辩护。与从前相比，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条件有了哪些改善？

齐普里斯：2007年时也是这样。那时，人大再次完善了刑法法律条文。现在，辩护律师有权与其当事人见面，事先不必申请获得许可。对我们来说，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了，中国需引进这样的机制。现在，警察不得监视辩护人和被告间的对话。辩护律师有权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这就是说，他们有权阅读国家机关搜集的资料。

盖斯勒尔：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党说了算的国家。如果不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建设法制国家就无从谈起。难道我们不能现实冷静地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除非中国共产党放弃自己的权力？

齐普里斯：对，说老实话，人们必须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走的是自己的道路，这是正确的，他们要走所谓的第三条路。我认为，人们必须尊重中国人的选择。我们不能说，现在你们必须像我们一样。但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做法，引入法制国家的标准。尽管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变化进展缓慢，但它毕竟发生了变化，这当然会产生影响。

盖斯勒尔：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开放。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也受到影响。对中国来说这是否意味着倒退的危险呢？您所说的建设法制国家取得的成果能否得到保障，还是很容易又走回头路呢？

齐普里斯：我认为，这条路对中国来说已不可逆转，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刑事辩护律师的问题，也涉及物权法，私人财产的使用以及经济法等。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份，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幅员辽阔，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符合国际标准对中国来说也很必要。事实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主要的原因是出口下降。对中国来说，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通过刺激消费，通过中国民众的共同参与重新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