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催促中国政府为文学解禁的先锋

德国之声：顾彬称自己获得“中国国际诗歌奖”是整个德国文化界努力的结果。您作为德国汉学家，如何评价德国汉学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成就？

郎密榭：我首先要说，我认为顾彬得到这个奖是实至名归。原因很简单：他致力于在德国介绍中国当代和传统文学的事业。我们德国在汉学研究的小领域如历史研究中，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语言介绍者在研究。顾彬成就显著，他做出了专门的、个人的成就。另外，我愿意代表德国汉学家接受他的表扬（笑），当然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也算不上太多。在许多领域我们的成就和中国的重要性相比，还不是那么显著。希望在中国能够有更重要的地位。

德国之声：但顾彬同时也认为，德国方面的文化成就少有人关注。德国翻译介绍中国的作品多于介绍到中国的德国作品。您如何看待这个不平衡？

郎密榭：这是相差很大的不平衡。当然，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作品已经被介绍到了中国。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特别倾注精力在德国的儿童读物上。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这和接受程度有关。而说到当代文学，还真是不平衡。但这个现象可能与德国当代文学的质量有关，这个我们不应该忘记。可能许多当代德国文学不如当代美国文学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当代文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撇开文学不谈，其他领域的作品，如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包括在世德国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得很多。顾彬说的不平衡大概只限于纯文学。我有时想，这可能与此有关：看看美国市场，那里的情况也差不多，德国当代文学在那里也不怎么受人追捧。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郎密榭：我不是文学专家，但是很多人说，一部分原因是德国当代文学的狭隘性。有些写得晦涩难懂，不容易被接受。他们为自己写作，作品也难翻译。但是我对这个评价尚不置评。德国总体是走上了一条狭隘的道路或者说有变狭隘的危险。

德国之声：顾彬因为译著得奖，他翻译的大多数是当代诗人的作品。这些人中有些人的作品甚至不能在大陆出版，而现在德国译者却被中国授奖。您如何看这件事？这是一个矛盾吗？

郎密榭：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顾彬）当然翻译了北岛、顾城、杨炼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也主编了德语版的《鲁迅全集》。他的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当代和现代文学。这就是他为什么翻译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的原因。矛盾是有的，原因在于，中国现在接受这样的作品还有问题。顾彬可以说是扮演了先驱的角色，使得也许有一天中国也能够出版这样的作品。这个情况和现代艺术相似，如先锋艺术以前在中国没有人喜欢，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不久前中国先锋艺术作品在国际上拿了梦寐以求的大奖，中国政府不再不闻不问，转而支持艺术家举办展览。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文学上。那顾彬就是先驱了。

德国之声：前段时间顾彬批评了中国当代文学，现在中国给他颁奖。您怎么看这件事？

郎密榭：这个问题也难回答。他得到这个奖是因为，我说过，他先驱性的工作。他不仅是德国，甚至是欧洲、整个西方国家第一个关注这些诗人的人。如果我理解得不错，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小说，而不是针对诗歌。在这方面，不仅是德国，中国也需要改进，得到世界的认可，让别国的人也愿意接受中国的作品，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和狭隘。

德国之声：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49年以后比不上以前的水平。您同意他的观点吗？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郎密榭：其实49年后和民国时代、后帝国时代是没有可比性的。（原因在于）世界性的视野和世界主义思想在49年以后、特别是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消逝了，而这种思想是很难再重新激活的。因此我同意这种评价。可以说是要破除一个基础，投身世界的基础，现在很难达到这个目标。现在中国处处想要再登顶峰，了解世界，这是另外一件事。

德国之声：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很多人对文学和文化交流感兴趣。他们有文化、懂外语。作为一位汉学家，您是否能够给中国的年轻人给一些建议，如何加强在文学方面的修养？或者是加强哪一方面的修养？

郎密榭：可能当代文学在中国是个大问题。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像前人，伴随他们的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有些比较好的作品问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世界在前进，我大概给不了建议。但是既然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说几句吧。年轻人要放宽视野，更多地观察，更有勇气，但不是盲目的勇气。去年在复旦大学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诗人。现在中国想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只有几支笔和几张纸，其他再没有什么了，他们的情况当然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站在世界中央，需要迎接其他的挑战。

郎密榭（Michael Lackner）：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非欧洲语言和文化系汉学教授。研究重点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史和关系现状、中国新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科学语言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