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举办“文革三十年”研讨会

研讨会由中文部主任冯海音主持。在瑞典生活的中国作家莫莉、德国之声自由记者史明、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库宾和波恩总汇报主编威斯特霍夫支持了讨论。

研讨会开始之前，首先放映了一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身为左翼人士的安东尼奥尼肩负向欧洲左翼展示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的任务。没想到由于中国政坛的内部斗争，影片却成为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把柄，被斥为暴露中国阴暗面、削弱人民革命热情。历史是荒唐的。30年后重放这部电影，在场观众首先意识到的却是电影对文革的美化，没有揭露文革中人整人、数百万人丧生的残酷历史。

90年代中开始在瑞典生活的中国女作家莫莉，由于六四事件后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坐牢3年。文革期间莫莉随父母下放湖南农村，她亲眼见到家乡的河流上经常漂浮着尸体，那是被杀害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莫莉根据亲身体会讲述道，文革后大部分人选择了遗忘，不愿再去回顾那些可怕的事情，希望所发生的屠杀只是偶然的事。直到六四大屠杀再次发生，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仍在镇压异议人士，才发现造成大屠杀的基础并没有改变，中共政权的专制性质也没有改变。文革期间生活在北京，也曾亲身参与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自由记者史明则认为，文革后的反思被中国政府从政治上操纵。

六十年代末在欧洲兴起的左翼运动把红色中国视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圣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当年身为大学生的威斯特霍夫书柜里也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现在再回忆起这段历史，威斯特霍夫说：“我念大学的时代，人们投注极大的热情、在并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去关注中国的文革，其中包括从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了解中国，以美化了的、遮掩的形式。而现在在了解了这么多真实情况之后仍然很少谈论这个问题，这简直就是个丑闻。”

德国汉学家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三缄其口呢？库宾教授认为：“原因很简单，公开研究文革的人就像打开了多个火药桶，其中之一是家丑外扬。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说文革是我们的第三帝国，那就意味着文革是法西斯性质的。如果我们68年代的那一代人本身臣服于原始法西斯主义的文革，那么他们又如何去批判自己的父辈或祖父辈呢？”

德国目前正在经历中国热，特别是德国经济界希望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但反观中国的这段文革历史，德国舆论仍然对此缺乏讨论，这是什么原因？威斯特霍夫说：“我认为这是因为文革至少在中国没有得到公开的讨论。文革前后始终是同一政党执政，即使领导人换了，这个党怕失去对复杂形势的控制。掌控这么迅猛发展的经济以及对外政策，对中国来说都异常艰巨。可以想象，政府尽一切可能阻止出现新的民主运动。尽管异议人士仍在坚持，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因此在德国得不到了解。文革反思书籍的出版量不会高，有关文革的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也不会高。而从德国政府的角度来说，文革问题就像人权问题，尽管有很高呼声要求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但同时又要求小心翼翼，不要影响到双边经贸关系。我认为引起公众对文革的关注很重要，但在德国除了一小批专业人士外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那么当代中国人对文革这段历史持什么态度呢？莫莉说：“现在中国人对文革存在四种不同的态度。当权者掩盖历史，采取各种方式限制人民回顾这段历史，使人民遗忘这段历史。人民则采取冷漠和遗忘的态度，拜金主义盛行。第三点非常奇怪，现在出现文革怀旧派，在中国用毛泽东名字命名书店、饭店，唱文革歌曲都成了时髦，文革被商品化、浪漫化甚至轻松化。第四点就是还有少数知识分子拒绝遗忘，民间和海外都有人从事研究，反思这段历史。”

莫莉在研讨会结束时呼吁世界各国帮助中国人抢救文革这段历史，支持民间及海外学者对文革历史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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